新加坡卫生科学局资深法医黄庆宝说，尸检证据与自杀吻合，不符合谋杀的特征。两名美国法医认同黄庆宝的看法，并且解释一些可疑之处，尤其是托德父母所委托法医质疑的死者手上痕迹和脖颈处伤痕。
手部“伤痕”如何解释？
黄庆宝当天出庭作证时说，托德尸体手部所谓的“伤痕”可能是由于体内血液在死后向一些部位积聚，从血管渗出，导致手部颜色发生变化。
美国法医戴维·福勒和瓦莱丽·拉奥分别出具独立报告，认同黄庆宝的看法。富勒认为，死者脖颈后的伤痕可能来自垫着颈部的毛巾，纹理同样相符。
托德的女友去年6月24日发现，刚刚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微电子研究所辞职的托德悬挂在公寓主卧浴室门上。当时死者颈部有毛巾。新加坡警方调查后认为，托德死于自杀，现场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可疑之处。
托德父母认为儿子不可能自杀。《金融时报》等英美媒体连番报道，把案件推入公众视野，死者父母游说美国国会议员，向新加坡施压。
美国法医爱德华·阿德尔斯坦受托德父母委托，出具报告，质疑死者手部伤痕。他认为，死者遭人勒颈后迅速死亡，有人掩盖痕迹，用更粗的套索制造自杀假相。
黄庆宝认为，死者颈部勒痕与自杀吻合，并不符合他杀的特征。他说，死者脖颈勒痕呈倒Ｖ形，且顶端有一段缺口，长约4厘米。这是自杀的典型痕迹。如果是遭人勒死，勒痕应该是水平的一圈。
黄庆宝还说，死者在脖颈处垫着毛巾的做法在自杀案中常见，可减轻疼痛。
拉奥在他出具的报告中说：“死者身上的勒痕是典型的上吊（自杀）痕迹。”
黄庆宝说，没有发现死者身体其他部位有受伤迹象。
硬盘是否被动手脚？
就托德死因，不同专家共出具四份报告，其中，黄庆宝、福勒和拉奥认为死者系自杀，阿德尔斯坦认为是谋杀。
新加坡总检察署邀请阿德尔斯坦前来新加坡作证，费用由新方承担。阿德尔斯坦表示个人安排有所不便，总检察署同意他本月20日借助可视电话作证。
托德的父母认为新加坡警方调查潦草，坚称儿子不可能自杀。他们的律师提出一些疑点，怀疑对象包括遗书的笔迹、在尸体脖颈部毛巾上发现的不明脱氧核糖核酸（DNA）样本，以及一块据称存在可疑迹象的电脑硬盘。
最近两天出庭作证的鉴证人员说，死者毛巾上的DNA样本量太小，不足以确认样本的源头。而且人体DNA样本可以通过体液等各种途径留在毛巾上，即便经过较长时间甚至几年，仍可能检测得到。
专家证人、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法证化学与物理化验室主任林靖静16日出庭时说，对死者自杀的模拟实验结果与现场的迹象和证物的位置吻合。死者脖颈上黑带子所打“刽子手活结”与托德去年5月浏览的一家自杀网站所教打结方式一致。
托德父母在儿子死后从他的公寓取回一块硬盘，称其装载数以千计托德生前备份的电脑文档，称技术分析显示，硬盘在托德死后遭人删除文件。
不过，新方查案人员说，死者父母所说硬盘与警方在查案过程中调查的硬盘实际上是同一块硬盘。查案过程中警方曾经创建书签文件，这种临时文件在退出访问时会自动删除。美国调查人员的分析报告与这一解释吻合。
就家属律师怀疑是否有人借助远程链接访问托德的笔记本电脑，警方科技法证科宋燕萍助理警监在一份检验报告中说，经过测试，没有发现“黑客”入侵痕迹。
西媒炒作 美国施压
死者托德31岁，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取得博士学位，2010年11月到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微电子研究所工作，2012年5月辞职，原定同年7月1日乘航班返回美国。
前几天的听证中，警方呈堂证供显示，托德生前面临巨大工作压力，受抑郁症困扰，死前3个月因抑郁症求医，一名新加坡籍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
死因听证已经持续4天。托德的母亲玛丽·托德在庭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仍然认为儿子不可能自杀。托德父母称，儿子生前言行显示他承受难以明言的压力，儿子曾在电话中说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害怕他的工作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托德父母暗示，儿子的工作“可能”与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微电子研究所就研发耐热半导体材料的合作有关。华为和微电子研究所均声明，双方的确就合作初步洽谈，但没有推进任何联合研发项目。华为说，相关合作意向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微电子研究所说，这家机构和托德均没有涉及任何“保密研究”。
在托德父母游说下，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克斯向新加坡施压，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主导身份介入调查。新加坡媒体批评这一做法罔顾国际法和外交惯例。
托德父母今年3月告诉美联社等西方媒体，说他们相信显示自杀的证据系“伪造”。他们指责新加坡警方以对立的态度调查案件。面对托德父母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种种他杀的假设，新加坡总检察署15日回应，欢迎家属律师提交所有报告，只是，家属律师至今只是提出“他杀”的假设，却没能提供证据。
英国《金融时报》因相关报道被新加坡警方质疑不客观、不准确，则继续以大篇幅报道托德死因调查，且在报道中援引各路人马的话提出各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