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我是没有资格去讲，我是如何搞垮中国航油的，因为我没有资格去讲，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航油呢，我不是肇事者，中国航油事件我不是肇事者。
解说：陈九霖，外界曾称其为“龙筹大班”“航油大王”，曾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裁，后因中国航油亏损事件，被新加坡判监四年有余。
许戈辉：曾经是一个叱吒风云的人物，然后一下子沦为阶下囚，这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陈九霖：那种时候都没有什么尊严了，甚至在判监之前，他就把我们抓进去，抓到一个叫做女皇镇的监牢，抓进去之后呢，他就让你把全身剥得光光的，然后翻开你的屁股，让他们去看，看你有藏没藏毒之类的东西啦，然后把你放在一个栏杆里面，让那个警犬一个人一个人去闻啊。在那种时候，你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没有尊严。
解说：这段陈九霖所描述的不堪岁月，他自己称之为落难，媒体称之为新生，新加坡称之为犯罪。1997年，陈九霖出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裁，这家净资产只有17.6万美元的央企海外休眠公司，在陈九霖接手后，净资产增幅852倍，原始投资增值了5022倍，这样的辉煌战绩持续了七年。2003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发生了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一时间，中国航油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央企海外投资亏损的议论，央企海外投资亏损缺少问责制度等观点，履见报端。
陈九霖：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打的电话说，哎呀，陈总啊，不好了，有一个不好的事情。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油价突然出现历史性的大调整，公司出现重大的账面亏损，需要交保证金，现在公司没有重组的保证金，看看怎么办？然后我一听这个消息，那是晴天霹雳啊，所以我赶紧放弃度假的剩余时间，飞到新加坡来处理这个事儿。
许戈辉：在此之前，你没有任何的察觉吗？
陈九霖：在此之前，有几个油价的波动，但是它波动，它有时候上去，有时候下来，有时候上去，有时候下来，而且数额没有这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会，大家就认为这个事儿恐怕还要想辙，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母公司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请。一个是要跟母公司报告这个事情，第二个是怎么样取得支持。
那么当时就有一种心理，这个事情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有一种冲动恐怕就要从这个玻璃窗跳上去算了，但是我说这个时候还是再试一试吧，看看国内能不能给予一些支持。我打一个电话，打给国内一个领导，那么领导接电话，让我一下子悲喜交加，是什么呢？领导说，九霖，这个市场的变化很正常，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不是，那我们全力以赴地支持你，没有关系，顶下去。这句话说完之后，我就号啕大哭，当着很多人的面，可能是因为这一通电话，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
许戈辉：否则的话，就真可能从那个玻璃窗跳下去了是吗？
陈九霖：那有可能，可能现在在天国来看你的采访啦。
解说：2004年底，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对外公布亏损，并申请重组，陈九霖卸任回国。此时，新加坡发来了通知，让他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权衡形势，听取多方领导意见之后，陈九霖决定先返回新加坡，出行前，他孤身一人先回到湖北老家，看望病重的母亲。
陈九霖：我是权衡来权衡去，我觉得我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应该返回去，否则这个事情，可能解决起来要花很长时间，甚至有点难度。同时我认为我本人问心无愧，我心底坦然，是不是，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做了我应该做的努力，最后无回天之力那也不能完全怪罪我本人。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就回到新加坡，在回去之前，我到老家去看我的妈妈，然后跟她告别。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母亲的病情怎么样？
陈九霖：那个时候她已经不省人事，她不能说话，但是我估计她还有意识，所以我就跪在她面前。我跟我妈妈说，我说母亲啊，忠孝不能两全，我只能先返回新加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妈妈眼泪流出来了，那么在旁的很多乡亲啊，就哭成了一团。但是呢，这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那你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来打理，但是没想到，一到新加坡的时候，在机场我还没有接受调查，还没让我说话的时候，就在机场给我逮捕了。
解说：返回新加坡后，新加坡方面在机场逮捕了陈九霖，并于其后对他提出十五项指控，在各方压力下陈九霖承认了在200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中故意隐瞒巨额亏损，不向新交所汇报公司实际亏损等六项罪名。2006年3月，新加坡地方法院判决结果显示，在受审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只有陈九霖一人被判四年零三个月的监禁，并被叛罚33.5万元新加坡币，其余几人仅缴纳罚款。
我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啊，是不是。我本来已经回去了，我可以不来，我的母亲在家里需要长子的照顾，但是我以大局为重，我有我的担当，我回来了，你在没对我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你怎么给我逮捕了。然后我问他，你还逮捕了谁，交易员都逮捕了没有，结果一个都没逮捕，把我就逮捕了，然后就把我塞到看守所里面去了。
解说：巨额亏损的结果，意味着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命运可能会急转直下，陈九霖一心想打造完整供应链石油企业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有人说中航油辉煌时，荣誉全是陈九霖在新加坡公司一手遮天，出了事当然要陈九霖承担，也有人说，为什么公司法人只交了民事罚款，执行其决策的雇员却在承担刑事责任，更为中性一点的说法是违法和亏损是事实，我们相信他没有一己私利。但这只能说明，他值得被原谅，并不能说明他没错，种种议论与猜测间，陈九霖成了央企海外投资失败被问责的代表性人物。
陈九霖：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您是最有福气的人，我的母亲说过这句话，她没有盼到这一天，我说您盼到这一天了。
解说：陈九霖一心想着先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解决完事情，再安心回来陪伴母亲，可这一别换来的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他与母亲的天人永隔。
陈九霖：我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申请要回国奔丧，那个时候就是中新两国为这个事情就在扯皮，中国认为本着人道主义，新加坡应该无条件的让陈九霖回国，是吧。
然后新加坡呢就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担保，提供资金的担保，人员的担保，组织上的担保，就扯皮扯了很多天，直到6月29号，才允许我回国。
许戈辉：十天都过去了。
陈九霖：才允许我回国，但是没有办法，母亲已经（下葬了）。
许戈辉：就下葬了。
陈九霖：已经下葬了，我没有办法，之前我知道下葬，我完全没有回国的自由，但是为了尽一个长子之孝，同时也表明我的一种怀念，然后我写了很长的四言诗，让我儿子在我母亲面前来念这首诗，然后才去安葬的。
当时，我之所以离开我的母亲，返回新加坡，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没有问题，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难收场的事情，但是我尽了我的努力，所以我指望我到新加坡去把这个事情澄清。我说明白，我再返回来，我以更好的心情去伺候我的母亲。本来是这样，就没想到去之后呢，就在机场给我抓了，而且在机场抓的时候，他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就这个事情是陈九霖搞的，这就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这样一种信号。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这儿，因为我的母亲对我是百般的依赖，到了老年的时候百般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她跟我讲，她说九霖，我没有太多的欲望，她说我把你们抚养成人，我没有给你们太多的东西，但是你却给我们很多的荣誉，很多的自豪，很多的快乐。她用一句话说，她说我喂养你的是粥，你送给我的是肉，吃肉，农村就把吃当做一个事情嘛。她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活到我的孙子，我的长孙考上大学的那一天。我说这个也不过分嘛是不是，所以后来我的儿子上了大学这一天，我就专门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要回家，我带着我的儿子专门到老家。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您是最有福气的人，我的母亲说过这句话，她没有盼到这一天，我说您盼到这一天了。
解说：这是陈九霖在湖北的老家，如今84岁的老父亲依然居住其中，和大多数农民孩子一样，考学和参军是改变命运的两种方式，21岁，因为母亲的不舍，陈九霖放弃了当兵的念头，随便找了附近县城的一所学校上学，准备高考。
陈九霖：结果有一天没想到我在路上打球，跟同学打篮球的时候，我后面听到一个叫声，就叫我九霖九霖，我回头一看我说谁呀，我的母亲来了，她拿了一大包花生，她知道我爱吃的，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你这读书精神可嘉，她说主要是家里贫穷没有办法，她是这样的。
许戈辉：怕你亏了身体。
陈九霖：她说你要是要读书你别在这个地方，你找个好的学校，我家里还有一头猪，说把这猪给卖了，用这个钱去支持你读书。所以我就听我妈妈的话了，我就到黄州中学去插班，在那里恶补了十个月，就一下子没想到考上了北大。
许戈辉：我听你这样说的话，可以想见，就是父母对你特别的疼爱，尤其是母亲，另外一个可能期望值也特别高。
陈九霖：虽然她有三个孩子，但是对我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因为我是长子嘛，我无论是在北大上学也好，还是在北京工作，还是在新加坡工作，她总是跟着我，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去看我。
许戈辉：北大上学的时候怎么能跟着呢？
陈九霖：她要去看我嘛，看我都没地方住啊，那个时候中关村那边比较凋零，连饭店都没有，有饭店也花不起钱的呀。
许戈辉：对。
陈九霖：是不是，然后她就没地住。后来借住一个煤厂，跟一个烧煤工说你能不能借你的房子给我妈妈住两天，这样过去，后来在北京我父母跟我一块生活了七年。
陈九霖：我们亲眼看到很多的囚犯就是穿着白裤衩进去，出来是鲜血淋漓的，一路是血流不止的那种。
许戈辉：你在监狱里的时候，动过自杀的念头吗？
陈九霖：监狱里面我没有，但是我看到很多人自杀，那是亲眼看到的。
许戈辉：你是说那些狱中的狱友？
陈九霖：对对对。
许戈辉：和你在一起都关着一些什么人啊？
陈九霖：这个什么人都有。
许戈辉：他们不分类吗？
陈九霖：不分类，我第一次去到那个樟宜监牢的时候，我一进去吓一大跳啊，里面三个人都是光着身子啊，全身是那个纹身，然后一进去之后，他们就说陈总好，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啊。
许戈辉：天天看报纸是不是。
陈九霖：天天看报纸，对，然后就了解一下，他们都是黑社会头子啊，在那里边儿把我吓一跳啊，什么人都有。
许戈辉：那怎么相处啊大家？
陈九霖：很难相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也没有办法的，别无选择嘛，那就只好处下去，最后处理的好的时候还受到难友们的同情啊，支持啊，甚至吃不饱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送饭，做饭还给你偷个鸡腿吃。
解说：陈九霖的生活因为中国航油事件一下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他曾在自己的博文中这样描述他的监狱生活，犯人常年晒不到阳光，一年四季只能穿短袖衬衫和短裤，连内裤都没有，监狱不设床铺，犯人都长期睡在潮湿的地上，在候审监狱里甚至有不少人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许戈辉：那要受皮肉之苦吗？
陈九霖：这个我是没有，但其他的囚犯里有，我们亲眼看到很多的这种囚犯，就是穿着白裤衩进去，出来整个是鲜血淋漓的，一路血流不止的那种，也有人被打晕过去的，这就是所谓受皮肉之苦。另外一个就是囚犯们之间打架，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拿那个灭火器往人脑袋上砸的，有打群架的，但是这种事儿我都不参与，然后第三种就是就是警察打囚犯，有时打断几根肋骨的都有。这种情况下一般他不会打我，因为我是中国公民嘛，是不是。另外一个大使馆也经常去看我，所以他这个方面没有做这些过分的事情。
许戈辉：那我想所有的这些之外，还应该是是一种人的尊严顿时就没有了，对不对？
陈九霖：在那种时候你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没有尊严。那个时候意图很清楚，就是给你一种震慑，你有事儿你也说，没事儿你也说，说完了就好像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那种，实际上你说的越多最终你受的罪越多。
许戈辉：那你觉得你冤吗？
陈九霖：我回国之后有几个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释怀，他们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握手，谈话时候也说，九霖你受委屈了。讲你受委屈这句话在平常讲恐怕没有多大的分量，也可能不太经意，但是在那个场合尤其是在新加坡落难那么长时间，再回国之后，尤其是自己很重要的领导能说出这些话来，让我非常的释怀，而且也很感恩。
解说：2006年3月9日，陈九霖获刑前，国务院国资委向新加坡初级法院递送了《关于恳请从轻处罚陈九霖先生的函》。信中称，陈九霖先生触及新加坡法律行为的动机是善意救助，尽可能维护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价值，未有个人私利。出狱一年后，陈九霖再次进入一家央企担任副总经理，有人称这是一次“违规”上任，但专业法律人士指出，新加坡对于陈九霖所做的判决并不必然在中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因此，陈九霖的复出任职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许戈辉：那么在你出狱之后呢，像葛洲坝集团也邀请您去做高管，做到副总裁是吧。
陈九霖：对。
许戈辉：这样看起来的话应该说有大型国企的再度邀请，应该是一种比较比较高的肯定，而且对你的专业对你的口儿，为什么只做了短短的时间后来就又不做了呢？
陈九霖：实际上我对中央企业是有情结的，干了这么多年，但是我现在觉得。
许戈辉：我先插一句，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您，因为如果我是您，我一定会选央企，这是我猜测，I put myself into your shoes，我猜想说你应该去选央企。因为，反正我是觉得原来是从央企做起来，然后经过了一番落难，央企仍然向我抛出橄榄枝，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认可，这和民企啊、外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但是你又离开，我有点不懂。
陈九霖：那已经得到认可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已经走过了，如果说直接从新加坡回来再去搞这个平台，那是从囚犯到一个工作平台。那么现在到这个工作平台是从一个央企的领导过来的一个平台，尤其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啊，它是需要这么一个过渡，所以有些人不理解，是吧，这种情况你需要得到社会认可的时候，你做事情才顺一点。
解说：在央企又工作了近三年，陈九霖再次离开，做自己的投资公司，刚刚成功并购了澳大利亚一家拥有400亿美元矿业资源的上市公司。他还经常往返于各大高校论坛，讲资本运作，讲自己上天入地的经历，场下的听众大多是企业主，他们渴望从陈九霖身上得到企业资本运作的秘诀，同时陈九霖也能在其中找到值得投资的对象。（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