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2月26日

    新兴市场动荡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前期,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冲击下,一些新兴经济体本币出现较大贬值、股债等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在此背景下,对于新兴经济体大国中国的“唱衰”言论再起。不过,冷静的国际观察家看到,中国经济正顶住逆风,稳中求进。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抗风险能力突出,新增长红利显现,经济转型升级已在征途。随着两会即将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将得到进一步明确落实,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稳定繁荣的重要因子。

        外部风险不应夸大

        虽然同属新兴经济体,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情况差异较大,不仅经济总量较大,而且具有较强风险抵御能力。

        具体而言,首先,前期动荡的一个主要外因,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资本流出新兴市场。但考虑到美国经济并非强势复苏,美联储政策转向过程缓慢,其对全球冲击有限,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加有限。

        其二,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动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外债负担较大和国内形势不稳等。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基本面明显胜出:增速依然在全球领先,就业市场稳定,经常项目顺差,财政总体稳健,外汇储备充足……

        美国达拉斯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告诉新华社记者,美联储调整量宽政策后,国际资本有退出新兴市场的冲动,而敞口大的国家会首当其冲。不过,为分散风险和多元化投资,也有部分资金流入风险较小和回报更高的新兴经济体。

        的确,“基调”更出色的中国不仅未现资金外逃,反有资本流入。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的银行结售汇顺差4475亿元人民币,这是该数据自去年8月份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出现顺差,且顺差额为近年来月度最高。

        其三,中国有序的资本项目管理也起到“防火墙”作用。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告诉记者,中国对资本项目的限制,实质上为国际资本扰动设置了一道屏障,只要不爆发区域或全球性危机,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就在可控范围内。

        王健认为,此次受到冲击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采用浮动汇率制。这种政策有利有弊,短期内的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就会对其国内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造成明显冲击。

        此外,还有专家提到中国长期“加分”的政治局势和政府效率。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近日发表报告说,由于反腐措施产生的积极效果,中国经济社会更加稳定,政府也展现出强大的改革决心。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如泰国、土耳其、南非、印度和巴西,目前都面临着选举不确定性等严峻的政治挑战。

        新生动力逐渐明晰

        观察中国经济的国际人士都在讨论长期增长问题。他们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可忽视,但有利因素也逐渐明晰。有专家指出,新人口红利、创新红利、资本红利、制度红利等将为中国长期增长提供动力。

        例如,对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变薄,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白乐明给出了一个新视角。他告诉记者,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依然可以来自人口红利,但不再是大量人口从农业部门转至工业部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来自教育程度、职业技能不断提高等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红利也在契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步伐。以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产业为例,中国企业正走在全球前列。例如,阿里巴巴公司已经搭建起服务全球商家的电子商务平台,并大力开拓互联网金融。腾讯公司正迅猛扩大其微信产品在全球的商业生态系统。去年9月份,腾讯市值首超千亿美元大关,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仅次于谷歌与亚马逊。

        除人口和技术新优势外,史剑道还认为,金融改革和资本深化在中国也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将为提升生产率带来强大助力。他认为,考虑到中国金融系统的开放将逐步推开,竞争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的推进,将为未来25年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近一年来,海外关注最多的,是中国政府在简政放权、发挥“更好的政府作用”方面产生的巨大制度红利。“中国正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预示着中国的内部治理,正在和即将发生广泛的调整,”这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关于中国的论断。专家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将创造制度性改革红利,这种内生性红利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保障。

        未来挑战不能回避

        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挑战仍巨。美国专家史剑道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外部挑战应该关注,但内部风险更需应对。

        增速换挡的实质是软着陆,不滑出稳增长和保就业的“下限”,体现出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政策内涵。如何守住下限,需要高远的宏观视角和高超的政策水平。其次,调结构、转方式是从低效到高效,从外需转内需的过程,淘汰落后产能成为当务之急。史剑道认为,解决中国产能过剩可能无法一蹴而就,但仍需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此外,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和金融潜在风险仍需严密防范。王健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原有的房价增速将无法维持。在房地产泡沫挤掉前,把金融系统风险消化掉,是中国监管层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白乐明则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金融风险治理刻不容缓,但不能“一刀切”,治理的同时也要保证实体经济得到足够金融支持。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果给人深刻印象。中国经济去年实现7.7%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亮点;消费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表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创造就业1300万人,超过全年900万人的目标,经济转型卓有成效;第三产业首超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突破进展。史剑道认为,至少从今明两年来看,中国经济不必担忧短期风险,也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