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即将获得哈佛学位，这引起了人们对于所谓的"太子党"在美国精英学校求学这一话题的兴趣。这实不鲜见。中国的副主席，预计在今年秋季会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女儿也在哈佛读本科。两名中国近期的高层领导人——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有孙子辈子女在哈佛读书。中国高层领导之一贾庆林的一个孙女在斯坦福。事实上，根据 Andrew Higgins 和 Maureen Fan 的报道，九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五名成员的儿孙在美国学习。
不过，比红二代们更重要的人物也在哈佛和其他美国常春藤学校求学，中共领导人自己。
10多年前，中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努力，为官员们提供培训，让他们获得能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治理所需的技能和专长，这种治理对于一个威权政体来说对其弹性的考验。被精心挑选的官员们，也是被选拔出来的"明日之星"，被送到国外位列世界上最好的几所大学中学习经过了特别设计的课程。第一批就被送往了哈佛。今天，中国当局已经将这一项目扩展到了斯坦福、牛津、剑桥和东京大学等。一年之前，我遇到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他在管理着这个项目。他告诉我说："这是个重大的决定，我们已经派遣了超过4,000名官员。我不知道其他国家还有哪个的派遣规模有这么大。"
这个经过了特殊设计的哈佛项目的课程类似于在职高管培训。在肯尼迪学院的阿什中心，哈佛的老师们教这些中国官员的包括领导学、战略和公共管理。（薄瓜瓜上的也是这个学院。）一些课程由着名的哈佛教授授课，包括罗杰·波特（Roger Porter 译注：着名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学教授）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译注："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人。）虽然课堂只限于中共官员，这些共产党员却有充分的机会跟学校教职工和普通学生打交道。
借用了商学院的个案研究方法，这些课程包括特别题目比如美国政策和政府，媒体如何运作，策略谈判，甚至是社交媒体。课堂补充内容还包括访问麻州州议会、波士顿重建局，更大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联合国。除了主要的为期八周的领袖项目，哈佛还有更多针对性课程。
其中一个题目是危机管理。另外一个项目则完全是为上海市政府设计的。一个新的能源项目将汇聚中国南方电网电力公司的高管。"目标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工作。"卢说，"为了追赶（世界）。"
哈佛可能是一个有竞争性的学校，但是和中组部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中组部是一个高度秘密机构，负责任命全国所有共产党官员，并每年选择一批官员到国外学习。中组部的工作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它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一栋没有挂牌的建筑内。来自中组部的电话在你的座机上显示的是一连串零。
被选中的官员身份不一：他们包括市政府官员，市长，省长，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长。要知道，在人口密集的中国，即使一个低级官员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人。卢迈骄傲地说，超过一半的赴哈佛进修的官员在归国不久都获得提升。尽管他承认："我们不知道他们被提升是因为培训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错。但是我们想说是因为培训。"
哈佛的培训项目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让它在其校友名单上列出一系列知名人物。李剑阁现在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融类似于中国的第一家投资银行。赵正永是陕西省省长，陈德铭是商务部长。不过，其中官阶最高的是李源潮。
李源朝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过的成员。今天，他领导着中组部。今年稍晚的十八大上，李源潮预计将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人之一
一些人会觉得，哈佛教授中国领导人如何治理国家的窍门，这其中颇有凶险。他们说得有理。因为，不管你怎么辩白，哈佛在帮助一个前所未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磨刀，抛光并加强它的专业化。哈佛没有教任何人如何审讯人权活动家，中国当局无需在这方面再接受培训，但是他们是在帮助一个为了能不惜一切掌握统治权可以毫无保留地残酷对待其人民的政党保持领导力，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鼓励改革和政治开放有不止一种方式。如果哈佛的课堂能打开中国官僚的眼睛看到另一种治理的方式，那么与其拒之门外，不如开门迎之。
国际交换通常是值得赞赏的。如果我们对此事有不同想法，那是因为我们不肯定这些中国学生从课堂上到底学到了什么。阿什中心的执行董事朱利安·张说，"我们希望这些项目能帮助学员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
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对中国是怎么说的。在威权政府中，中国在借用外国的治理手段为其所用方面是最开放的。最近几年，它已经试验了选举、公开听证、民意调查、实时的市政府会议，以及一系列典型的民主机制来提升其治理。你可见不到利比亚的卡扎菲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到西方顶尖大学来学习。如果独裁者们真的在西方设立教育项目的话，通常也是军对军的交换项目的一部分，比如印尼在苏哈托治理时期，或者是埃及在穆巴拉克统治的时期，和美国军队进行的交换项目。
中国的官员们参加的课程包括环境政策和可持续性。应该承认，这些对于让党保持统治来说是好事，但这毕竟是好的治理。
我遇到卢迈的前几天，我和一名中国官员、党员谈了谈。他是俞可平，也是鼓励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可以进行更大胆的民主试验的领军人物。他也在哈佛学习。谈到"阿拉伯之春"，那时还是在事情发生了短短数周之后，俞说："我们可以从中东国家的混乱中学到教训，公众服务和人们的参与的必要性——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公正。"他可能不是从哈佛学到了这些，不过他要是真的是从这儿学到的，那可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