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处罚手段借鉴了新加坡等国的先进经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戴广宇表示，社会服务令通过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其因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更加侧重于教育、感化功能。
根据报道，深圳拟将社会服务令、降低信用等级、刊登道歉声明等新手段列入处罚种类，并限制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加大立法的操作性。其中，“强制性公益劳动”，在舆论中广受瞩目。
对于深圳的这项举措，一些媒体加以赞扬。
有评论说：“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最为严厉的当属新加坡，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严厉措施中，包括最高3000美元的罚款，以及对屡教不改的乱扔垃圾者处以12小时有公众监督下的扫街劳动等。严厉处罚带来的是新加坡市民行为的文明和环境的优美，新加坡因而成为全球著名的花园式城市。”
评论说：“深圳借鉴新加坡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经验，是城市管理的一大进步。”
但是，也有评论认为，深圳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
四川在线的一篇题为《社会服务令？有些“螃蟹”吃不得》的文章指出：“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道德在于自觉，同时失德行为也可以在道德范畴通过社会舆论的压力来矫正，难道就非要通过立法来进行制裁？法律贸然介入道德领域，总让人警惕有淆乱道德机制及浪费立法资源之嫌。”
评论指出：“《行政处罚法》第11条也规定：地方性法规只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而深圳若对失德者课以‘社会服务令’，诸如强制乱扔垃圾者从事公益劳动，不也涉及到限制、妨碍人身自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