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经济发展，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范例的“新加坡模式”以其独特的方式受到外界的持续关注。经历过艰苦创业、意气风发的“李光耀时代”，李显龙接棒吴作栋成为新加坡最高行政首长和决策者后，正带领这座花园岛国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成熟和倚重集体决策的时代。
在第一财经频道整体落地新加坡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绿树成荫的总统府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分享了他对经济增长、危机应对、中国崛起和亚洲一体化等问题深刻而务实的见解。
针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没有把经济全部交给私营部门，“但是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相信自由贸易。”谈及中国的形象以及参照体系，他认为，中国应当比照发达经济大国，也需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在建议中国积极推进房产税之余，李显龙也提醒，中国需要及早绸缪应对老龄化挑战。
新加坡经济：“最可持续的速度”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东南亚经济的领头羊，新加坡过去几年的经济经受住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但相比2010年，去年新加坡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至4.8%。而今年，你们预期经济增速为3%。这样大起大落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李显龙：2010年对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突出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4.5%。这是新加坡经济在2009年急剧下滑之后的一个反弹。全球经济都在减速，而我们恢复得非常快。我认为我们很幸运，政府的调控政策起了作用。15%的增长是不可思议的，连中国都不可能做到一年15%的增长。
日报：具体是哪些调控政策发挥了作用？
李显龙：经济危机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保证人们的就业，我们的失业和经济损失并不大。在危机时，政府帮公司分担了许多雇佣员工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支付员工社保福利这一块。这笔开销很大，但我认为这给企业提供了很多安全感，使得企业能够在经济复苏期间留住原有员工，当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产能还在，所以新加坡可以很快回到危机前的经济水平，这很重要。
另外，在银行不断减少商业贷款时，政府必须站出来给企业贷款。因为那段时期，市场资金紧缺，信心不足，就连好公司都很难贷到款。如果资金链断裂，就算是境况好的公司也有可能在危机中翻船。所以政府要站出来为银行承担一部分风险，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日报：欧债危机是全球经济的关注焦点，你对此的看法是怎样的？
李显龙：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问题，但它又具有突发性。虽然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不算大，但是发生了危机，就会牵连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系列国家。小问题就变成了大问题。从短期来看，目前危机已经有所稳定，但风险一直都在。从长远看，要解决欧元在政治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要通过逐年不断的政治改革来解决。在这期间，欧洲会有许多弱点。我认为这些弱点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一旦出现了诸如西班牙债务危机引发的无序干扰，那会变得更糟糕。
日报：欧债危机是去年新加坡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吗？
李显龙：不是。去年4.5%的增长率是因为新加坡经济放缓到了一个最可持续的速度。今年，我们预计增速会降低到3%。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本身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了。新加坡要扩张的话，需要引进大量外籍人员来工作。而我们现有的资源无法支撑这样的增长率,新加坡变得很拥挤。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控制外籍务工人口的增长率。我们想更多通过提高生产力和经济质量来推动增长和进步。当然这样要难得多。
日报：这和新加坡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否相关？
李显龙：从短期看来，人口问题已经对经济形成一定影响。我们国内的劳动人口增长得非常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几乎所有的劳动力增长都是来自国外。从长期来看，人口更是个大问题，现在我们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2个子女。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政策来鼓励国民生育，为抚养小孩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我们还鼓励企业为孕妇或是小孩年幼的女员工提供更多支持，让她们可以兼职或是有更多时间来照看孩子。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都面临这个问题。
中国的参照系：大型发达国家
日报：你在2010年曾经说，中国还需要10到15年才能赶超新加坡。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李显龙：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能否赶超新加坡，而是中国能否赶超发达世界。中国不会以新加坡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我们只是个非常小的国家，你们的参照对象是欧洲、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所以我认为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缩短差距不算短。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整个经济规模来看，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从人均GDP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经济结构体系的成熟度来看，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深圳、西安等。但是你们还有许多农村偏远地区，开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日报：你会如何描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李显龙：非常成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发展和转型的能力都非常强，在各个层面都有非常大的能量。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把中国视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把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来看作是一个机遇，并且知道很多国际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将无法推动。对中国来说，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比较困难。中国往往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其他国家却把你们看作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影响力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会导致中国与别国看待问题的不同，这可能还需要慢慢磨合。
日报：新加坡的国民如何看待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个威胁吗？
李显龙：我不认为新加坡的老百姓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个威胁。我们认为这是个机遇，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正面影响。因为一个强大有力、蓬勃发展、和平共处的中国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好处。另外，在亚太地区，强大的中国就意味着稳定的中国，而整个亚太地区都需要稳定。
日报：让我们来谈谈人民币，新加坡正在计划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与香港相比，你认为新加坡成为境外人民币中心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李显龙：香港就在中国的大门口，许多内地公司都在香港上市，发行美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香港和内地在经济上的连结比新加坡要紧密许多。但我们与中国也有许多生意上的往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全球化的金融中心。在新加坡,你不仅仅是和中国连接在一起，而且连接到整个亚洲、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这对在新加坡开展人民币业务的企业是有帮助的，这也符合中国政府加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的目标。
日报：与伦敦相比呢？
李显龙：伦敦和新加坡在两个不同的时区。我们一直都和平共处、共兴共荣。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情况是，如果要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就要让人民币在世界每个中心都能进行交易。到最后，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那么人民币在全球交易将是一个合理的结局。
新加坡模式：国家资本主义？
日报：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国发展经济要学习的典范，你认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李显龙：不，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中国最好的学习榜样。我们只是一个中国会感兴趣来观察的案例。新加坡和中国有太多不同之处，我们是一个350万人的小岛；你们是13亿人的大国。所以在新加坡行得通的政策在中国不一定有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跻身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建立了高标准的政府机构、进步和繁荣的经济、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良好的社会风纪、社会保障和稳定的政府——而这些都是中国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
日报：“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吗？
李显龙：新加坡没有完全把经济都交给私营部门，但是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相信自由贸易；同时，我们也相信政府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提供基础建设，制定市场规则。当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过大或风险过高，不愿扮演市场角色时，政府就必须介入。现在政府做得越来越少了，但在早期政府需要做许多事情，例如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和造船厂等都是政府投资的。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事的话，私营部门是做不到的。但政府遵循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企业都必须在市场竞争下运营，他们必须是高效的、盈利的、竞争的，不存在垄断或是国家补贴。
日报：新加坡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全球化有经济标准，亦有政治标准，例如民主、言论自由等，这两者对于亚洲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吗？
李显龙：至少这些政治标准都已经成为了口号，有些甚至已经是声讨了。在国际舞台上，它们有的被用作单纯的政治理念，而有的被用作是国家之间互相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势环境。在某一个国家适用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很有可能就失效了。如果你把美国民主体系搬到一个亚洲国家，可能就变了样，甚至可能完全不奏效。你看菲律宾，它的体系，比如公共机构、法律、宪法和制衡等和美国非常接近。可是这两个系统运作起来却大相径庭。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收入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崛起、教育水平的提升、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社会注定是要发生变化的。你可以看到，这已经在中国发生了。
我们也在不断地被改变，我认为中国会继续成长。中国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没有外界的建议可以轻易解决你们的问题。如果是经济方面的话，中国可以向外界寻求咨询。例如，世界银行为中国做过一份研究报告，关于中国国企对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中国的社保系统、法律构架和农业等各个方面。虽然中国不会百分之百采纳这份报告的建议，但是报告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为中国的规划者和决策层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作指导。但是在政治上，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世界权威机构来告诉你们，应该如何发展前进。你们必须要自己摸索。
日报：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借鉴？
李显龙：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人们退休之后的社会保障，确保有工作能力的人能有一份工作，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另外要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人民退休后提供住房、医疗和日常开销。新加坡很早就通过公积金建立了养老系统。然而老龄化的挑战仍然巨大，一方面老龄化的人口将会非常庞大；而且养老不光是住房和钱的问题，还有养老院、老人的护理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亚洲一体化：加大区域经济合作
日报：你曾说过，如果亚洲国家想要快速发展，那么各国经济需要连结在一起，而非相互独立。金融危机让亚洲更紧密连结还是更独立了？
李显龙：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也有许多不同趋势。例如中国，一方面要靠外贸和引进外资来支持经济，希望人民币更国际化；同时，你们也知道需要靠内需、消费以及国内投资来推动经济。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如果说要保护国内市场，相比起全球市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但如果我们和全球经济连接，又会有风险，因为金融风暴可能会来势汹涌。所以，我们需要利用监管措施和资源来进行自我保护。当风暴来临时，我们就不会毫无防备。
日报：当你看到欧元区出现的种种问题之后，你还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吗？
李显龙：亚洲一体化的程度距离欧洲目前的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没有试图成为单一体经济，或是实行货币统一。我们只是试图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贸易、投资、旅游，甚至包括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中的协议。各国会在有需之时互相提供更多的帮助。但同时我们也在力图保持亚洲对外界的开放，从而继续与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商贸往来。我认为这两方面是我们需要平衡的。我们没有想要在亚洲建立欧洲那样的经济体系。
日报：亚洲已经开始进行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这样的一体化尝试，你刚刚也提到了CMIM，AMRO就设在新加坡。中国在亚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显龙：我认为CMIM和AMRO都旨在促进国际协议的推进，但并非要取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是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机构。毫无疑问，AMRO能够为各国如何做出正确政策举措提供建议和分析。
但如果你去观察欧洲的经验，你会发现当他们真正遇到问题时，就连欧洲央行都可能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去寻求IMF的帮助。这不仅是机构大小的问题，还牵涉到专业技术。同时还有否决和传递坏消息的能力，因为如果是区域性机构的话，传达坏消息会更困难，因为会受到这些机构的理事会的限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我们做得到的，而哪些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我们在建立区域性机构时，还是要和IMF继续保有良好的关系和合作。
日报：你认为“10+3”合作机制是亚洲国家促进交流和加强一体化的最好方式吗？
李显龙：亚洲有许多不同的合作组织，类似一系列同心圆。东盟是一个合作组织，东盟再加其他国家又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如东盟加上中日韩，还有东盟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我们有很多重叠的合作组织。我认为一些构架上的重叠和凌乱是避免不了的，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要把他们合并也不现实。但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说，下一步，亚洲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东盟，还有更大的合作组织，也就是中日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印度，使其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合作组织，并试图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多边自由贸易。
日报：美国在亚洲也有其影响力。美国宣布说要把重心重新转回亚洲，我们也都看到了最近发生的变化。你如何看待美国的亚洲新战略？新加坡将会如何处理自己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李显龙：我们的观点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是积极正面、有建设性的，他们对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有贡献。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下去。当他们说回到亚洲时，其实只是一种强调申明而已，因为其实他们从未离开过。
我们与两国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相互之间也有良好的关系，这样对我们来说会容易一些。我们也希望新加坡能有正面的影响，但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和中美两国都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可能偶尔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可靠的第三方观点，被其他国家接受。例如，如果新加坡告诉美国，我们乐意看到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关注，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亚洲的任何国家发生军事对峙，所有亚洲国家都不会支持美国在亚洲实行围堵政策。我想我们的观点会比较有分量，因为我们从新加坡的角度出发，而非中国的角度。但这也只是一种声音，并非权力。
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与房产税
日报：新加坡有着HDB（建屋发展局）政府组屋体系，中国现在也在讨论发展公租房、保障房模式。外界认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而言有可借鉴之处。在你看来，中国可以复制新加坡的经验吗？
李显龙：我们的住房政策是“居者有其屋”，即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办法购买自己的房子，因此房子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同时是一个值得维护的家产。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组屋占全国住房的85%左右，拥有组屋的国人占比90%，这和其他国家，尤其和中国很不相同，中国廉价房、公租房等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不超过10%。
日报：中国目前这一比例确实还很低，但是政府希望在未来不断提高这一比例。
李显龙：中国的目标是将这一比例增加到20%，但这还是很低的。同时，这20%中大部分是“租”的，不是“卖”的。如果要改变制度以“卖”的方式提供公共住房的话，会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调整，个别地区可能做得到，但全国性的推动还需要时间。
我看到中国有些城市很有兴趣研究新加坡的做法。上海（市领导）到新加坡考察之后就制定了一套政策，不只是房屋政策，也有公积金政策；苏州也有类似的政策，尤其是在苏州工业园。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是实施这种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因为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中国的财政实力能保证这些政策的施行，人民收入每年增加5%~10%，就可把一部分用作长期的储蓄，作买房或养老之用。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以后再想这么做就比较难了。
日报：2011年到新加坡来买房的外国人中有30%左右是来自中国内地，今年的相应数据减少了，原因何在？
李显龙：这是我们采取政策后的效果。本来从市场角度来看，政府对谁买房地产应该是没有意见的，谁有能力买就让谁买。但是房地产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新加坡人总觉得自己是本地人，应该有能力在本地拥有自己的房子。而当外国资金大量涌入的时候，房价在短期之内涨了30%~40%，这个涨势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金融情况来看，资金利率很低、银根很松，到处都有很多流动性，我们没办法不采取行动，所以去年我们就实行了一项新的税务措施：外国人买房地产，在新加坡要多付10%的印花税，这是我们暂时建起的一道“防火墙”。
日报：中国政府也希望控制房价上涨，你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吗？房产税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
李显龙：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新加坡，不是外资的问题，而是国内的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各种方法避免房价飙升，但还没有完全成功。房价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指标，因为它有自己的惯性。价格启动的时候，无论实行什么政策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使冲力缓慢下来；相反，如果它没有起色，要使市场恢复信心去买房子也不容易。
房产税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多数国家都有房产税，我认为在中国也有必要实行，现在的命题是考虑如何实行。如果没有房产税的话，地方政府从土地得来收入的唯一办法是卖土地；如果有房产税，政府就可从房产税得到一笔相当稳定的收入。在经济上，这是一个比较稳定和合理的做法。但是，对于还没有实行房产税的国家，这一税赋不一定容易被接受，各方会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越早实行越好。
公务员制度：“高薪养廉”与“公平遴选”
日报：你被认为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政要，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应不应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
李显龙：这不是好事或者坏事的问题，而是新加坡必须制定的制度。我们需要有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门服务，现在私人企业的薪酬很高，成就事业的机会也很大，在那里工作也比较逍遥自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会在微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你，因此政府即使给出和私人企业一样的收入也不容易吸引人才。事实上，让政府部门给予的薪酬和私人部门相当是没办法做到的，从政不应为了金钱，但政府部门薪酬也必须适度调整。
事实上，中国已采取了不小的改革。朱?基当总理的时候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翻了两番，这是大刀阔斧的做法。当然收入不只是唯一的问题，还需控制住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其他方面的酬劳。
此外，还需要一个公平的遴选机制。公务员提供的应是真正有效的服务，不能让人滥竽充数出现在庞大的政府机关里面。大家表面上都在工作，但其实有些公务员可能只是“Free Rider”（搭便车者）。
日报：有报道称，新加坡已经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薪酬？
李显龙：因为薪酬政策很不容易被人民接受和了解。民间收入有高有低，要向一位工人解释为什么我需要高薪聘一位部长并不容易。
政治决策：“公众沟通”与“集思广益”
日报：今年四月份，你在Facebook（脸谱网）上注册，从此你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评论。你多久会去那边查看？多久会回复这些评论？
李显龙：我每个星期会去两到三次，可以说很频繁。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失去观众了，因为网民有兴趣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当然我的留言不能变成“流水账”，不能每天大事小事都记录下来。我会选择那些有意义的、有兴趣的，或者有个人趣味的，偶尔记录一下，与网民分享。
日报：你的Facebook评论中有没有出现过批评意见？如果有的话，你会回复吗？
李显龙：当然有。但因为评论很多，如果做简报的话，可能会有一两百个帖子，我不可能逐一回复。不过我可以把评论综合起来，以后另找机会，做一个回复或者一篇小文章。
日报：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李显龙：其实网民最感兴趣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比较人性化的、能够得到他们认同的话题。比如说有一天我去一个公园散步，在那里遇到两位退休老人，他们已在那一地区住了五十多年。那一地区以前是英军的海军基地，两位老人都是英军的职员，我对此写了一个短帖，网民反应很热烈。因为大家对两位老人所记忆的历史有共鸣，并且很多人都去过那个地方。
当然，我写的帖子也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我所作的沟通希望得到人民的共鸣，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我希望传达讯息，并了解人民的思想。
日报：政治决策需要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在一起，但一个领袖也会有他个人的独特魅力。你觉得你像你的父亲吗？你和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显龙：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他。第一，我们的性格不同，我的性格比他温柔一点。第二，我们的时代不同，他成长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反殖民地独立斗争的时期，虽然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独立斗争时期，但我那是以小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历史过程；我成长的时期虽不能说是太平盛世，但是稳定平安、国家逐渐发展的一段好时光。
日报：你向父亲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你的思维方式和他又非常不同，因为你受过科学思维训练，又当过军人，现在来治理国家。有观点认为你父亲在政治决策中个人化的成分较多，而你靠组织或团队力量的成分较多。你觉得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加有效？
李显龙：从政不能一意孤行，必须征求多方意见，考虑不同看法，最后集思广益，寻求最好的办法。就像在军队里，并不是一人发令大家就得听从，而需要依靠同事合作、下属信任，不然就办不了事情。
当然，人物不相同，时代不相同，父亲和我各有各的长处。在这个时期，新加坡要寻求共识，寻求新的发展方法，不能单靠一个人，必须靠一个团队。其实不只是团队，我们希望获得广大人民的参与，帮助我们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