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后博士研究员曾柏文点出，新加坡是以族群冲突、经济落后和政治社会动荡，这三大各自对立却又并存的恐惧意识，“合理化”国家的许多政策，但这却严重阻碍了国家的人文发展。
基本需求面“用力过深”
他认为，人的特质核心标准有5项，即美学体验、思考表达、情感连结、创造改变和理想价值。
曾柏文（左图）继指，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及，人的生活需求层次依序是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
不过，他说，新加坡的模式却对基本层次的需求，即强调衣食住行的“生理”和社会经济安全的“安全”时，显得“用力过深”，反而压抑了另3项高层次需求的空间。
曾柏文解释，“社会”需求涉及人对社会的归属感及被接受程度、“尊重”这是内在自信及社会对成就的认可、“自我实现”是指对艺术、美学、创造等理想抱负的实践。
“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并不是像倒水桶般，这个水桶倒满水了，就倒下一个水桶，而是反而你在追求低层次（需求）的时候，抓得太紧，上面的东西长不出来。”
观察新加坡人缺五特质
拥有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曾柏文，昨晚在众意媒体与隆雪华堂社经委员会联办的“新加坡成功故事背后的人文代价”讲座，剖析新加坡如何以上述3项承载恐惧意识的政策，造成该国人文发展低靡的原因。
他与在场数十名观众分享他在新加坡生活与当地人的沟通与观察，发现新加坡人都缺少那5项特质，尽管新加坡在经济领域有说不完的成功故事。
讲座主持人是来自众意媒体的张溦紟。
不准自由发展自身文化
他指出，新加坡政府仗着消弭族群冲突的名义，积极打造国族意识，但过程中却不容许各族自由发展自身的族群文化，因为这对塑造国族的努力而言，是个障碍。
“它不能让华族学中华文化传统，让马来族学另一套不同的，（因为担心）到最后大家没有共同基础。”
“可是到最后，当大家的文化传统不能够很有效地载传时，最后共通的基础只剩下一种，很工具性，很利益导向的东西。”
他继指，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强调英语的优先地位，而导致国人普遍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只可以用来应付基本的沟通用途。
他举例，原本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最终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组屋压抑美感与能动性
从经济落后角度而言，曾柏文以新加坡房屋发展局所打造的组屋为例，指这类型的房子无可否认是政府一项伟大的成就。
但他进一步说，这种低成本的大规模房屋计划，在新加坡各地各区打造了“数十栋一模一样的建筑物”，犹如军营或工业园宿舍的建筑风格，强烈压制了人的能动性。
“居住在里面，第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你是一个庞大结构的小小部分。而这个结构代表什么？代表国家权力。”
他也说，这些组屋的建筑非常粗糙，也会压抑人的美感。
“很远看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彩色的涂装，非常整洁，可是细看，它却是非常粗糙的东西……你不容易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细致的美感。”
去政治化难孕另类思维
曾柏文继指，由于这些组屋有强烈的规划意志穿透，欠缺了犹如台湾或马来西亚城市的多样性创造空间，形成创造的压抑。
“我一开始对新加坡房屋发展局所建筑的组屋的形容是，它很方便，但它标准化到几乎没有任何的惊奇。”
他甚至开玩笑地说，由于这些组屋饮食店所贩卖的食物都大同小异，让他不禁怀疑这一切背后有个“中央厨房”。
他表示，这些组屋的公共空间欠缺了那种小小半封闭式的“有机缺口”，让人可比较隐蔽地去谈一些事情，唯一比较接近的是小贩中西，但这种场所却是高度透明的。
“这个东西如果要论证是有点麻烦，但是我会觉得，这种公共空间的设计，它隐约地牵涉到某一种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也就是说，在这种公共空间当中，你不容易去孕育出反抗思维或比较另类的讨论。”
仅适合“训练”工程师
他也批评，新加坡教育体制提早分流，同时高度竞争，同样压缩了人文发展。
他认为，这种环境非常适合培育学生掌握数理科的能力，因为这些科目有单一标准，但却会导致学生还没摸索出本身的兴趣长项之前，就被逼朝目前制度最受重视的能力发展自己。
他继指，许多在新加坡执教鞭的台湾人都抱怨说，在该国当老师只能扮演好法律所要求的角色，却不鼓励和学生培养出更好的关系。
他认为，有些师生可以发展出水乳交融的感情，而这有助于该名教师透过本身的为人感召教育学生。
“我认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当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服务总体的经济产业的政策和战略，而比较欠缺人本精神。”
“那这种教育体制，我认为，它适合‘训练’工程师、会计师、公务员跟听话的国民，但它不大能够‘培养’创作者、创业者、政治领袖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难集结成一股政治势力
提到新加坡政府所塑造的政治社会动荡焦虑，曾柏文指出该国政府高度掌握政治氛围，形成了新加坡人在生活中“去政治化”。
“也就是说，‘政治’不是你们民众的事情，你们负责去投票就好……你投了票选我们出来之后，我再提你们做决定。平常你们就专心做好你们的工作，不要去想太多政治上面的事情。”
他一针见血地点出，这种做法导致国民在政治上“低度的能动性”。
“在网路上有大量抱怨，但这都似乎没有办法集结成在政治上可动的力量。”
他以大马的净选盟大集会比较说，新加坡人只有在国庆时，才会出现大批人涌上街头的景观，但两者有天渊之别。
“这个感觉是不同的。我今天叫你过来，大家去跑个龙套、去捧场的感觉，跟你知道你站在人群当中，跟那么多人基于内心的价值，个人的信仰，你为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站在人群当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这样的一个感觉，新加坡国民是没有机会体会到的。”
无法提建设性政策论述
曾柏文说，新加坡政府控制言论自由，尽管使到国家不会起冲突，但却剥夺人民被激发思考与反省政策的空间。
相比起台湾过去20余年的民主化运动，提升普遍民众关注公共议题的现象，他说，“有很多新加坡人在谈到公共政策，谈到政府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可以抱怨，可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化为有建设性的政策论述。”
他继称，新加坡媒体都会倡行自我审查的做法，媒体不会出现大力批评政府的言论。
追求现代性终尝到苦果
曾柏文最后总结说，新加坡所呈现的现代性，导致国人正如德国哲学家马克思所言，已被“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开始疏离。
他补充，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曾指出，人们在这种环境下，形同困在“铁牢笼”中，人的空间在现代性扩张中慢慢萎缩。
“今天我认为，新加坡在过去40年左右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刚好是验证这种现代性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是追求现代化最快的模范生，但是相对地，它也尝到最苦的苦果。”
无论如何，曾柏文强调，本身是以一名观察者的身份，发表上述批判与观察言论，并愿意与他人交流，进而修正本身的看法。
附：曾柏文在自己的Facebook上对此文的澄清：
前晚在吉隆坡「隆雪华堂」演讲后，《今日大马》的记者李龙辉连夜赶出一篇近三千字的摘要报导（连结昨天已分享），令人敬佩。该文相当程度掌握我想表达的观点，不过行文仓促，也有不少稍嫌夸大/扭曲的措词，我修正如下：
1.「新加坡是以族群冲突、经济落后和政治社会动荡，这三大各自对立却又并存的恐惧意识，“合理化”国家的许多政策」读来太过intentional。我原意是说，新加坡许多政策背后，反映出对这三种危机的恐惧，「合理化」（legitimate）一词并未隐喻政府「有意操弄」。
2. 我并没有说「新加坡人"都缺少"那5项特质」。充其量是说，在新加坡，这五项人文特质的发展表现受到某种限制。新闻中的写法，过度全面绝对，显得我彷彿对许多在新加坡努力的人，十分无知。
3. 我也没说「不准自由发展自身文化」。我谈的是，教育课纲的设计，较不重视各个族群传统语言文化的传递。
4. 小标「仅适合“训练”工程师」也太简。我说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特别是1990s年代以前，「适合‘训练’工程师、会计师、公务员跟听话的国民，但它不大能够‘培养’创作者、创业者、政治领袖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5. 南洋大学我只一语带过，记者写的那一句，加上自己的理解。
6. 我也并未陈述「新加坡政府 "控制" 言论自由」。后面谈到的「自我审查」是比较准确的讲法。很多审查，发生在媒体与知识份子「对于期待中标准的主动配合」，毋须政府出手控制。
7. 结论谈到马克思与韦伯，主要是在阐述现代性vs人文的辩证，最后回头凸显新加坡个桉的意义。我并未直接用「异化」与「铁牢笼」这两个词来描述新加坡，这边的摘要是记者对我表述的引申。
整场演讲，我一直小心保持在「陈述现代性计画的副作用，却避免直接指控PAP政府的意图」的平衡，这是基准线。记者对演讲的摘要，特别是吸睛的小标，则不免模煳了这条线，把我的语意，改写的更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