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政府通过劳、资、政府三方协商尽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受到保障，不过，在这里，三方协商机制的隐含规定是工人如果实在不满，最后的选择是辞职。这对本地人不算什么。而外籍劳工由于准证和逗留期限的限制，加上已经缴纳的数万元人民币中介费，一般难以承担回乡的后果。
- 可以说，新加坡主要是把外劳视为一项经济要素，但相应的权利保护存在薄弱之处，并因此而遭受外界诟病。
宿舍偏远、深夜下班
兀兰是新加坡北部毗邻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市镇，不少新加坡公共交通运营商SMRT的司机和其他外籍劳工就住在这里的兀兰外籍劳工宿舍（Woodlands Dormitory）。
不过，和新加坡其他几十个外籍劳工宿舍一样，兀兰宿舍建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周围都是工业区，与人口密集的居住区仍有着一定距离。从这里走出去坐公交车也有不短的一段路程。兀兰宿舍有封闭的门禁和保安，楼下有一个食阁，也有一个小卖铺。外面的人行道边，密密麻麻停着许多自行车。
集体请假事件发生后的一个下午，记者在这里遇到了史佳（化名）——他是SMRT的一名中国籍司机，正在宿舍里休息。
史佳当天的班次是一个“分班”。所谓“分班”，就是一天的班分成早高峰和晚高峰两个时段。这意味着很早就要出门上班，中午回来休息一阵儿。到了晚高峰，再次出门，到晚上才回来，然后在夜间休息。
在SMRT工作的中国籍司机共有大约450人，大家出门上班的时间根据需要有所不同，大致是三个班次。有的是早班，大概从早晨4点钟左右起床，到下午两三点，从公交终点站坐公司的大巴回来。也有的是晚班，午后出门，到深夜公交车停运了才回来。除此以外，就是刚才所说的分班。
“大家上下班的时间各不相同，两点、三点，四点下班的都有，”史佳对记者说。
史佳所在的宿舍房间住着10个人。他说，大家作息时间不同，有的时候确实会影响休息，有的人在晚上过了12点才下班，也有的人早上四五点钟就要去上班，加上洗漱上厕所，睡觉的时候醒几次是常有的事。
中国籍司机也曾向公司提出过这一问题，但却并不容易解决。公司需要尽量照顾新加坡籍司机和永久居民，以及有长期合约的马来西亚籍司机，尽量让他们的班次较为规律。这使得整个司机队伍中所占比重较少的中国籍司机的班次很难保持规律。而外籍劳工宿舍条件问题正是最近的中国籍公交车司机涉嫌非法罢工事件中的焦点之一。
加薪通知单上的区别
在新加坡，司机算是务工人员中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的衣着谈吐，在外出务工的低技术群体中也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史佳的月收入在1600新元至1700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除去日常的开销，可以存下一些钱。
但是，作为全球最富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当地生活成本自然也不低。吃饭和日用品等基本的开销，会耗去相当一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籍司机一般在空闲时间很少外出娱乐，“毕竟开车也是一项耗费精力体力的活，下了班累，凌乱的时间内要尽可能休息”。
大多数中国籍司机对工作辛苦没有太多的抱怨，出国不就是为了挣个辛苦钱嘛。但今年早些时候，SMRT将公司所有司机的一周工作时间由五天调整为六天，让中国司机们坐不住了。
同样在SMRT工作的纪昕（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在改为六天制之后，司机们工作量增加，但挣的工资少了。
当然，不只中国籍司机，所有司机的收入都减少了。但本地司机和马来西亚籍司机可以通过工会争取。因此公司后来宣布调整工资时，本地工人自不必说，马来西亚籍司机也获得了275新元的加薪，而中国籍司机只有75新元。这也是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在SMRT，本地人和马来西亚籍司机的合约都是长期合约，而中国籍司机从2008年才开始出现在SMRT，他们拿的往往是两年的固定期限合约。这也是为什么在罢工事件中，作为雇主的SMRT称公司给员工的加薪幅度不同，乃是由于他们的合约不同，而公司在合同中也没有承诺加薪多少的保证。换句话说，即便小幅涨薪，也是公司乐意才给加的。
马来西亚是新加坡传统的外劳来源地，与中国籍工人的待遇有所区别，按说也不难理解。但公司在加薪通知单上几处“中国籍车长（即司机）除外”的措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日常中国籍司机做最辛苦的活，但挣得却最少，一些看似歧视的举动让中国籍司机下定决心要有所行动。
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在新务工的人员大部分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但障碍的确存在。实际上，新加坡虽然也有70％的华人，但当地从英殖民地演进而来的社会文化，到精英阶层思维习惯，都与中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籍工人以集体请病假的方式要求调薪的做法就显示了他们对新加坡法律的不熟悉和对当地处事方式的不适应。在SMRT工作的中国籍司机仅有10％加入工会，而这是一个与公司沟通相当重要的渠道。相比之下，在另一家公交公司新捷运工作的中国籍司机则有约90％加入工会。非法罢工事件中，中国籍司机因为担心出头者被惩罚，采取了集体参与协商的方式。
“谁也没想到最后会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坐牢。如果你知道是违法要坐牢的你还会这么干吗？我肯定不干。”史佳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想法就是大不了回去，反正回去也不是没饭吃。”
而在纪昕看来，“大家都认为就是请个假而已，都有假条，怎么会想到坐牢呢？”
另一家公交公司新捷运不久前也曾发生司机争取更好待遇的事件，但持续时间较短，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也让中国籍司机误以为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辞职或被遣送回国，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工作条件远不如预期。
他们不了解的是，新加坡合法罢工的门槛很高。根据规定，工人合法罢工必须提前14天告知雇主，并且需要至少7名工友或7名工会组织代表签字，并且需要提交雇主经雇主签字，然后在工人工作所在的三个显眼地方张贴。否则即为非法罢工。
如果非法罢工罪名成立，意味着严厉的处罚。参与罢工的人可能面临的最高惩罚是2000新元（约合1万元人民币）罚款和12个月的监禁。
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间都没有过非法罢工的事件，当地人对此更是连想也不敢想。就连5个人以上的非法集会也极其罕见。
在这次罢工事件中，第一天有171人集体请病假，第二天也有88人缺勤。两天消极怠工，代价是5个人被提控，其中1人已经被判6周监禁。另有29人被遣返回国，其他的人也被警告。
法律薄弱造就弱势群体
新加坡人对于中国籍司机集体请病假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不少人同情中国籍司机的遭遇，背井离乡的人因为人生地不熟触犯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入乡要随俗，新加坡不得不依法办事。
在法官允许其中4名被捕的中国籍司机取保候审后，当地关注外籍劳工权益的人士出面保释了几名司机。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部分保释金实际上是SMRT的本地司机凑起来的。
据了解，中国籍司机提出的主要诉求是与马来西亚籍司机相同的加薪幅度。而SMRT在罢工事件之后一周的回复是“不会答应”。
新加坡政府通过劳、资、政府三方协商尽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受到保障，不过，在这里，三方协商机制的隐含规定是工人如果实在不满，最后的选择是辞职。这对本地人不算什么。而外籍劳工由于准证和逗留期限的限制，加上已经缴纳的数万元人民币中介费，一般难以承担回乡的后果。
史佳到新加坡来的时候缴纳了2.8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这意味着，以他在新加坡每个月的收入，除去吃饭等一些基本的日常开销，需要至少半年才会赚回中介费。如果人力部等部门的调解不顺畅，他们也往往难以承担诉讼的费用。这样的处境也让他们成为最容易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群体。
史佳说，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中国籍司机因为罢工争取原本正当的权利而在新加坡被投入牢狱。
新加坡对中国来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海外劳务市场。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6月底，官方统计在新劳务人员约8.57万人。实际上在新务工人员人数可能远超此数。
新加坡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中国籍工人以非理性乃至违法方式表达诉求的事件。就在12月6日，两名在中资公司工作的中国籍劳工爬上塔吊讨薪，被控上法庭。
可以说，新加坡主要是把外劳视为一项经济要素，但相应的权利保护存在薄弱之处，并因此而遭受外界诟病。（应采访对象要求皆使用化名）新华社记者 陈济朋 发自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