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那就是新加坡是一个曾极大地启发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却又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不直接对立的国家。在中国结束“文革”悲剧后，最高决策层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时，曾在1978、1979年派出多批党政官员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访问，其中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1978年10月、11月和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这标志着中国向世界发达国家开放，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但由于敏感的政治历史原因和显性、隐性的心理障碍，邓小平同志唯独特别强调了“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新加坡从而成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唯一被各级官员理直气壮表示可以学习借鉴的国家。
无疑，新加坡是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赶超型”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具启迪意义，首先，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新加坡在各种资源奇缺的客观条件下，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以及抓住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机，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保持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其次，从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角度看，新加坡政府在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第三，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新加坡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然后逐步发展民主；优先以法治保障政府廉洁，然后逐步发展竞争性选举；优先保障公民的自由，然后逐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以及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逐步从治理绩效向选民认同转化的成功经验；第四，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社会治理能力日益提升的经验等，都对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可资借鉴。
但也有必要指出，国人对“新加坡模式”也存有若干认识误区：
其一，认为“新加坡模式”就是只搞经济现代化，而在政治上坚持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而无视新加坡长期实行的是多党竞争体制，近年来反对党的政治势力正逐步增强，在最近的几次各类选举中，反对党均取得了重大突破，李显龙总理承认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变化，舆论也都肯定新加坡正处在重大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事实，从这个意义讲，如果有“新加坡模式”的话，那也是个变化发展着的模式。
其二，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长期定时定点接待基层社区民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是出于行动党党员的政治自觉或行动党的政治要求，可以很容易被我国学习借鉴，不少地方搞起“两代表一委员”接访群众，成效并不明显就是例证。其实这是新加坡多党竞争制度下，反对党和选民给行动党带来的极大政治压力所致，如果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选民就会用选票来教训行动党，行动党必须及时反映民众的心声。即便如此，由于行动长期执政，政绩显著，选民却出现了“审美疲劳”，近年来反对党势力大增，年轻一代更具有参与和分享的诉求就可见一斑。
其三，认为新加坡政府的廉政高效是“高薪养廉”的结果，行动党政府确实为了延揽优秀人才，推行“高薪养廉”制度，以世界上罕见高薪，建设了廉洁高效的政府，但近年来这一制度愈来愈失去选民支持，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以此批评行动党，得到很多选民认同，迫使行动党政府在大选后对此进行反省，削减了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三分之一的工资额度，却并没有降低政府的廉洁程度，反而促使政府更加重视选民的心声。（中国网络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