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频道：陈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大学领袖研习会”，邀请了许多中国顶尖高校的校长或负责人参加，请问举办这一活动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祝全：我们在两年前决定举办这一活动，主要是希望邀请亚洲的高校负责人来一起讨论大学的管理。当然，这首先是大家都感兴趣，国大每年接待很多来访的代表团，会讨论到高校管理各个方面的问题，如大学的国际化，学生交流项目，办学资金，大家都很感兴趣。
其次也是由于亚洲的大学在变化，比如中国的高校，无论是提供教育的方式、研究的类型，或者开设的课程，都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高校管理的课题。
我们去年邀请了东南亚的高校负责人，今年请了中国的高校负责人。希望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讨论高校管理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经验。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为什么是亚洲的高校？
陈祝全：首先是我们要控制这个论坛的规模，不要太大，保证大家都有机会发言讨论。
为什么是亚洲，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主要是因为亚洲这些年发展很快，你看一下全球，不难发现教育上新增加的投入最多的是在亚洲。增加了很多课程项目，相应地管理问题就凸显出来。而且亚洲高校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提升管理的水平，这样进步才会更快。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立足亚洲的全球性高等学府。我们与其他地方联系很紧密，这让我们能够兼收并蓄。我们也与亚洲的同行和高校相互学习。
国大排名攀升的秘诀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来国际排名迅速攀升，已经接近全球前２０名，秘诀是什么？
陈祝全：首先说，新加坡政府和社会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领导层能够把握全局，找准我们的区别优势所在，制定战略目标。而十分关键的是我们能够招揽人才，不论是来自新加坡还是国外的，学生还是老师。我们能够招募到很好的教师，这是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继承的体系是教职工属于公务员队伍，所以我们继承的系统也是跟公务员体系很像，晋升的标准很清晰。如果我们希望招募到全球的人才，那可能就需要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体系，标准更加灵活，吸引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
吸引好的人才加入国大的教职工队伍，十分关键，而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高校的管理，目的是创造吸引人才的环境。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谈到如何吸引人才和培育人才。我当时说，培育人才本身也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卓尔不群，学方面要有卓越的水平，研究也是如此，通过发明创新贡献社会的表现也要达到卓越的水平。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创造合适的管理体系，这是很重要的。
国大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国际化的努力。我们很早就确立了要建全球性高校的方向，无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科研，这都很重要。举个例子，我们的教育很国际化，给学生很多机会，让他们通过交流接触最优秀的课程，接触最优秀的教授。比如说学生通过交流项目到美国，可以接触到一些世界顶尖高校的研究。我们也有许多实习计划，让学生到一些公司和高校实习。正是由于众多的交流计划，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这也让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环境更加多样化。我想说的是，学校国际化了，学生会多很多机会。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所以国大的经验是一方面较早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有好的管理，这就是好大学的秘诀。可以这么说吗？
陈祝全：是的。尤其重要的是吸引很好的人才。有好的管理，能够做需要做的事情。
由专到博，是因应现实变化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如何评价中国高校的发展？
陈祝全：我认为中国的高校做得很好。他们在研究领域的进步非常快，质量很高，影响也很大。在教育领域，也有许多变化。我们和中国的同行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大学教师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方式，你怎么样让他们敞开胸怀，心甘情愿作出改变。中国和新加坡都是这样。不过，两地高校的办法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员工的雇用体系不一样，但挑战是共同的。
所以中国的高校在研究领域做得非常好，教育上也有很大变化。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过去１５年努力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宽。你知道我们继承的是英式教育体系，非常注重往专的方向发展。但最近１５年来，我们在向广博的方向发展。比如如果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那么你可能四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工程以外的科目上，比如理科，比如人文学科。其他的时间你可能要花在工程上。最近我们在跟耶鲁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博雅学院，学生六成的时间可能都要花在一些通识类课程上。中国也有几所高校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们也在看是不是在一些领域可以合作。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现在实际上许多学科都越来越高精尖，需要很高深的专业素养。而你在说国大的教育走向更加广博的方向。这里的逻辑不矛盾吗？
陈祝全：国大的教育要向广博的方向发展，我想原因有几个。
其一是，世界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更复杂了，涉及不同的学科。作为一个毕业生，要在现实世界里做事，需要不止一个专业的知识素养。比如说公共卫生，超重是个大课题。起因可能是体重失控，等等。这里就不仅仅是如何用药的问题了，可能更重要的是意识，让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有时候更多是需要预防。
其二是由于人们工作的特点在变化。过去一个大学生一辈子也就做两三份工作，而现在，至少在美国，４０岁以前可能都已经换了１０份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是不同的行当。你要换工作，就需要更加广博的知识基础。当然，也不仅是广博，也需要专的素养。
你说的对，教授要有高深的专业素养。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大我们设置课程的时候，我们要求教师，即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教授的知识也不仅仅要精深，还要广博。教授的任务之一是让学生对所学的领域有更加广博的了解。中国的一些同行也在进行同样的努力。
未来跨文化工作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觉得大环境有哪些最显著的变化是高校需要适应的，尤其是对亚洲高校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怎么调整适应的？
陈祝全：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是跨越文化的工作能力越来越重要。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甚至更加重要，因为我们的毕业生有许多人在工作中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共事，要在跨国公司里工作，或者是到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去工作。对我们的毕业生来说，他们必须不仅能够理解其他的文化，还要跟其他文化的人打交道。这种跨文化的工作能力着眼点也是亚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东南亚、与亚洲，与中国开展那么多的交流合作项目，学生要对不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趋势。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我觉得是网络学习。斯坦福、麻省理工，都有许多网络公开课。这也促使许多顶尖高校自我反省，有那么多的好的课程在网上都是公开的学习资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到国大来上课？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必须能够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
最后还有个重要的，也是我要强调的，就是学校的学习过程训练的应该不仅仅是学生的头脑，而是整个人的塑造。跟其他人合作的能力，沟通能力，团队精神，领导能力，主动性，这些在未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有大学城，寄宿制的书院。这也是我们塑造学生整个人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几个同行也认为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亚洲高校排名会攀升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你怎么看待高校的排名？
陈祝全：对于排名上升我们感到高兴。跟其他高校一样，我们也看排名，因为媒体和学生都在看。我们不可能忽略排名。但排名不是我们制订目标和策略的出发点。我们制订策略的出发点是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校的科研，有利于学校贡献社会。如果我们在做到这些的同时，看到排名有进步，也会感到高兴。我们在努力做这些，出发点并不是一切为了排名。
现在亚洲一些高校的排名上升很快，我觉得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原因有几个，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亚洲大学获得的教育投入很大，中国高校的投入真的更是非常大，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多很多。相信亚洲高校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会提高很快，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中国的高校与产业的合作也很紧密，所以我相信应用类研究的量也会上来的。
亚洲高校的排名将来会上升很快，中国的高校尤其如此，因为资源投入在增加，研究成果在增加。而且他们招收的学生质量很高，这些学生逐渐成长，并在各个领域逐渐开始扮演领导角色，相应地，这些学校的声誉预计也会上升。
不过，当排名接近前２０名的时候，会越来越难，因为前２０名的高校都是一些成名已久的高校，学校的教授和人都是世界级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觉得中新两国高校之间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
陈祝全：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许多人对交换生项目很感兴趣，可以让更多学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中国高校之间交换。还有就是一些学术上的合作。我跟南开大学的校长讨论了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有些独特的领域学生会感兴趣。但也有一些障碍，虽然我们的学生有很多人可以说中文，但学中文与用中文沟通不是一码事，这是其中一个障碍。有些学校在开设越来越多用英语授课的课程，这样我们的学生去的话会容易很多。至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觉得很多学生很注重学英语，也能很快用起来。
在研究领域，中国有许多领域发展非常快，比如生命科学、新材料和工程，计算科学。我们也在看怎么合作。
还有就是管理方面的相互交流。这次会议是个很好的开头。
最后我想说，中国高校领导层对于他们的高校发展有远见，非常清晰，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也非常虚心，对学习新东西持非常开放的态度，而许多原本就是非常有名的学校。他们的目标也很远大，一些在考虑的计划，要做的项目，新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你怎么保证有远大的理想，但又不好高骛远？
陈祝全：要有理想，目标要清晰，这很重要。我们的高层和员工会花很多时间，讨论目标应该是什么。但说到底，重要的不仅仅是目标，也包括执行的能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预算，如何合理分配预算，根据需要做的事情去分配。第二个是空间的管理，这在中国不是问题，但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第三个是我们如何激励我们的员工，人力资源管理，我们如何评估我们员工的表现。这些归根结底是如何把想法变成行动，说到底还是执行。（陈济朋 胡隽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