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恰逢一支中国青年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笔者促成了他们到访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并举办了一场中新对话。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曾士生先生也到场演讲。晚上，笔者与这支代表团一起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参加新加坡现代企业管理协会第15届理事会成立典礼，这一场成立典礼的仪式给参加活动的中国商会组织成员及本人带来较大感悟。
成立典礼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先生担任主宾，筹委会主席和现任会长也分别致辞等等，这些与国内社团组织成立并无太多区别，区别是在于有一个庄严的就职仪式和宣誓典礼。在宣誓典礼上，新任会长要率领新任理事一起向见证主宾宣誓，一经宣誓，便意味着社团管理层要照此践诺。同时，新会长还要发表就职演说，提出施政纲领。这一幕，令人想起了我国香港、澳门特首的就职典礼，虽然新加坡此类社会组织的体量有限，但典礼仪式的庄严肃穆以及所带来的神圣感却颇有相通之处。至于仪轨，简言之，就是仪式的规范，早期多用于宗教仪式的规范，如今仪轨已不仅仅限定于宗教仪轨。据笔者观察，新加坡华人社会组织在成立、换届和重大活动等多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对完善和制度化的仪轨。
在社会组织建设中，仪轨建设也是重要一环。在19世纪中后期华人“下南洋”移民潮兴起后，华人社会组织便开始蓬勃发展，第一间华人宗乡社团组织是作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先遣队的木匠曹亚志在1822年创办的宁阳会馆。为什么华人社会组织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殖民地政权在对华人事务不甚积极，南来的华人大多举目无亲，在生活、就业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华人不得不抱团求存，一批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基础的宗乡会馆遂应运而生。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大致有五大方言族群：闽南、潮汕、广府、客家、海南。以新加坡早期潮汕族群为例，善堂是其社团活动的纽带，而潮汕善堂的大峰祖师崇拜，则附加了潮汕社团的宗教仪轨，比如“扶乩”仪式。这种宗教仪轨经过与慈善事业、社群认同的“三元互动”，逐渐转化并强化了人文认同，增强了华人社团的凝聚力。到了现代商业社会，除了传统宗教仪轨外，一般社团组织的仪轨逐渐规范化为简易化的宣誓、监誓等通行仪轨。如成立于1929年的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在2011年3月10日举行的第四十一届董事典礼上，就是由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的杨荣文先生主持监誓仪式，并有观礼嘉宾若干。
虽然仪轨变得更简单、通行，但仪轨所带来的信仰感却更加普遍，认同感也得到加强，举凡新加坡社团举行换届仪式，相应的仪轨总是不可或缺，成员都会正装出席，有的还多番演练，务求庄严神圣。之所以如此，以笔者观之，不仅是要强化公共社团职务的崇高感，也要社团管理者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提升使命感，推动社团发挥更多的作用，使社团领导名副其实，既能推动社团成员的互助、共赢，也有助于政府加强管理，降低社会沟通成本。此外，当代社团对于仪轨仪式的尊重，也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对于华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同时，这与当代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视也是分不开的。新加坡从总理到各部部长，均经常应邀参加一些社会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成立、换届典礼。包括一些少数族群社区居民，新加坡政府也会促使他们成立社会组织，以保留少数族群的传统和文化，并推动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增强作为“新加坡人”的认同感。李显龙总理就曾专门出席了锡克族人所组织的新加坡卡尔萨协会庆祝成立75周年的晚宴。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下，新加坡社会组织的仪轨已经在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带有制度化色彩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体系，这对于新加坡社会组织的有序、健康、诚信发展是极具价值的。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现象是，新加坡社会组织基本上两年一换届，且一些社会组织已经在实际运作中实现了不连选连任，此举相对摆脱了社会组织的寡头治理状态，提高了组织成员对组织管理的积极性，也使得每一次的换届仪式显得更为隆重。就职仪式对于社会组织领导人来说，和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在性质上并无多少差别。
反观国内部分社会组织建设，由于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常常与社会组织开创者的个人魅力挂钩，一些社会组织严重依靠开创者的个人号召力、智慧和才干，未能形成有效的规范引导和制度建设。邓飞之于“免费午餐”、坤叔之于“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均或多或少与他们的个人精神魅力、社会号召力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社会组织或公益事业草创期的一种特色。在这一方面转型较好的有两个典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壹基金“。前者从一开始就实现了组织建设的规范化，每一届的会长、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都由较为激烈的选举产生，王石、任志强、冯仑等名人虽发挥了一定的魅力作用，但通过选举机制和协商机制逐步调和，新的领导者不断成长；后者则通过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化逐渐从李连杰的个人精神魅力主导中摆脱出来，公共性、社会性日趋明显。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国内较为知名的社会组织，在仪轨上多是靠个人之间的口才、知名度、信任度等。对于社会组织的长期发展来说，纵然可以维持，但要进一步发展，一个能够带来神圣感、庄严感、使命感的仪式规范还是有必要的，这是组织走向良性发展和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仪轨建设只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环节，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虚”的程序其实一点也不“虚”。多一点道义上的肯定、精神上的约束，多一点庄严和神圣，值得借鉴。
作者系周虎城南方日报评论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