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乐谈的问题是，对于国家、对于每位具体的公民来说，“中国梦”本身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一口号中含有以下一些信号，这就是在当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上，中国应避免老发展道路的死胡同（经典时期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能盲目对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拷贝，应该走一条自己的“中国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究竟什么是走“自己的道路”？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在当选中共总书记后对深圳进行了视察，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中国新领袖和邓小平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对“新加坡模式”有着很大的兴趣。
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讨论，尤其是有关其在中国条件下的适用性话题的讨论，一直都在很多信息资源中进行。值得强调的是，新加坡是唯一一个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层都在公开倡议要对其经验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国家。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新加坡模式的诱人之处在于其经济发展的高指数，同时也包括，这些经济成果是在政治体制高度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几十年里，领导创造“新加坡奇迹”的一直是人民行动党。而且是在政治体制相对强硬、缺少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
针对“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也让学者和观察员们两极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特别关注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对其公民的高社会保障、对腐败零容忍、对政府部门的高效率和透明性、对低失业率和街道整洁等方面感兴趣。而自由主义们则对政治体制中的一些独裁和非民主要素、对不遵守这样和那样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非常的关注。
一些学者强调，有关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不应对这个国家使用意识形态的观点、而要运用现实的资料来看待。事实上，新加坡从1959年获得独立以来，很多政治和司法体制要素都是以英国体系构建起来的。尽管和中国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一党执政），但新加坡却存在着法律至上的现实，存在着正式的政党竞争体系，在议会中对政府可以进行批评，选民也对政府服务质量有着很高的诉求。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最近一些年里的执政地位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对执政党不可替换性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渐高涨。
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新加坡模式”进行评价，显然，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教训在于，要在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当中引入竞争要素。参加这种辩论的学者赵灵敏这样认为。但究竟如何做，学者们却产生相左的意见。看来，中国既不能拷贝美国的模式、也不能拷贝新加坡的模式。或早或晚，中国应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政治文化来构建自身的模式。这样，“中国梦”将不仅仅是官方媒体的宣传性口号，而是千百万普通公民真正实现了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