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15日

    最后的自梳女



    忆起当年,张玉琴静静沉思起来。
      “自己的头发自己梳,自己的饭自己煮,自己的苦乐自己享,自己的生活自己养。”这是自梳女的个性写照。 七十多年前,中国一批年轻女子从香港搭上轮船远漂南洋打工,她们唱着欢快的歌儿,胸中充满独立自强和为家人奉献的自豪感,并在异乡立誓不嫁成为自梳女。

        如今,这些自梳女已多是近百岁的 “姑婆”。当初,她们有相似的“自梳”动机,有同样过南洋赚钱养家的使命,晚年遭遇却不尽相同,但落叶归根始终是她们内心深处不变的信念。目前仍在中山生活的自梳女,是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
    少年◎为养家远赴南洋打工

        东升镇裕民社区99岁的“姑婆”廖雪欢,是中山目前登记在案年龄最大的自梳女。今年3月22日,在从新加坡回到故乡24年后,她恢复了中国国籍,如愿圆了自己“落叶归根”的心愿。

        恢复了国籍的廖雪欢,生活似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恢复国籍后,社区为她办了门诊医疗保险和住院社保,而过去24年,因为没有国籍,她无法享受这些福利,所以即使生病,也从不肯住院,尽管自己的侄子侄媳妇从不吝啬为她看病用钱。

        “我们从小出去打工,就是为了养家,老了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廖雪欢老人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廖雪欢1914年出生,是四姐弟中的大姐。她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失去了家庭支柱的一家陷入了生活的困境。“生活艰难,妹妹弟弟还小,那怎么办呢,只有出去打工。”11岁的廖雪欢先跟人去了香港,到一户人家做住家工。她的工作是带小孩,当时每个月只有1个银元的工资,而因为年纪小能干的工作不多,她就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

    廖雪欢年轻时的照片。
        因为年近100岁,廖雪欢已记不清自己前往新加坡打工时的准确岁数。“就记得当时一些比我大的姐妹叫我去新加坡,我说去就一起去。”廖雪欢说,想到在香港打工的钱不多,还不如去南洋多赚一些钱寄回家,于是答应了姐妹们一同前往。当时她的年龄并不大,考虑到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船上有不少人贩子,所以姐妹们都提醒她一路小心。





        在海上颠簸了数天后,廖雪欢和一群姐妹来到了南洋,自此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青年◎有人追也不肯嫁

        廖雪欢到了新加坡后,在当地同乡会馆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住家工的工作,工资是每月新加坡币6元。此后,廖雪欢换了3份工作,工资越来越高,而最后一份工作她一直做到75岁,此后退休返回中山东升。

        在新加坡期间,和她一起居住的姐妹们都立誓不嫁,自梳起来成为“自梳女”。廖雪欢也深受影响,跟随姐妹们成为 “自梳女”。“家里穷啊,结婚了就有新的家庭,就无法顾及原来的家了。”当记者问及自梳的起因,廖雪欢脱口而出这样回答。□着一段悠长的时光回望往事,似乎内中的原因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离奇诡秘,而是理所当然。

    如今,蔡仲宝独居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
        市外事侨务局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在新加坡英殖民和被日军占领时期,来自中山的女工数量达到最高峰,她们大多在雇主家里做洗衣、煮饭、打扫卫生或照看小孩等家庭杂务。而当时,祖籍中山的自梳女数量超过一百人。据调查,中山女工大多选择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华人社区文化等与珠三角相近,不会水土不服。新加坡当时鼓励女性移民,她们能够来这里与此有很大关系。

        98岁的“姑婆”彭转娣的是百余名中山自梳女中的一员。1936年,彭转娣离开家乡古镇镇曹二村,带着养家的使命坐船先到香港,两年后又登船继续前行,到新加坡落脚。与众多来自中山的女工一样,她也是做着住家工的工作,帮有钱人家带小孩,从满月带到五六岁,继而再换另一户人家。

        “结婚了哪有钱寄回家?”彭转娣说,由于做的是住家工,缺少普通人的交际活动,巨大的生活惯性往往让像她这样的住家女工错过了婚嫁年龄,又或资助家人压力过大而无力再承受组织新家庭,于是许多人便决意梳起。

        南洋自梳女还有一个 “土鲮鱼”的雅称。如今闲聊时回首往事,“姑婆”们对此视为趣谈。据说,经常有男子对她们青睐有加,但她们已经自梳,即使有人追求,也不吭声,男士们也只好收起马意猿心,于是,雅称不胫而走。“更多时候想到是家里,千辛万苦来到南洋打工就是为养家。”彭转娣说,她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没有嫁人,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

    ◎“乌衣队”成南洋家政行业品牌

        立领斜襟白衣,黑色宽松长裤,一头黑发打成髻,干净利落——是廖雪欢家里珍藏旧相片中,昔日自梳女的形象。据说当年在南洋,自梳女聪敏勤快,奉行独身,很快获得青睐,成为家政行业品牌。

        在廖雪欢和彭转娣的描述中,上世纪30年代新加坡各大市场上,人们每日清晨都能看到这些身穿白衣黑裤、脚踏木屐、手挎菜篮的自梳女问价买菜,因多穿黑裤,成群结队,便获得“乌衣队”的雅称。

        因为大多自梳女从事的是住家工工作,所以她们每天要从清早开始就做家务,带小孩,晚上还要等主人睡下才能关门闭户,收拾厅房,然后上床就寝。很多时候,睡觉前还要先哄小孩睡觉。

        而每到下班或假日,身穿黑纱衣、脚踏木屐的她们就会成群结队,穿街过巷,飞扬的青春活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息,成为二十世纪初南洋都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每当回忆起当年“乌衣队”的时光,这些回到中国的“姑婆”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眯起眼,弯起嘴角,停下话语,静静回味遥远的记忆。

        这些南洋印记伴随她们一生,并影响着她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最爱喝咖啡和红茶。”如今岁数已大,回中国已15年的彭转娣因担心会得糖尿病,忍痛戒掉了自己半个多世纪岁月里最爱喝的两种饮品。

    中年◎异乡打拼每分钱都寄回家

        童年往海外,辛勤享三代。如今,廖雪欢侄子一家所住的两层楼房,就是用廖雪欢的积蓄所建。“很少考虑自己,每一天都是为家人奋斗。”廖雪欢说,在海外,为了节省开支,很多时候都是和其他自梳女合租在一起。

        古镇镇冈南村81岁“姑婆”蔡仲宝有8个兄弟姐妹,而她是长女。上世纪50年代,在同是“自梳女”的姑姑引荐下,她前往马来西亚几个华人商人家里打理商铺和农庄。按照她的兄弟蔡德旋和蔡德明的说法,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蔡仲宝不但定期给兄弟姐妹寄钱,还邀请自己的雇主和工友捐建了村里的一些公共设施。于是,蔡仲宝自2000年回到古镇居住后,受到了后辈们的尊敬和欢迎。

        古镇海洲村98岁“姑婆”张玉琴,在家中兄弟姐妹14人中排行第二,从小就肩负起养家重任。她刚满四五岁就投奔香港的姑姑,开始在有钱人家中做住家工。艰辛的生活维持了近十年后,张玉琴便前往新加坡谋生,在一个英国军人家打工。几年后,她随雇主搬迁到了澳大利亚。

        为了努力赚钱存钱,寄钱给父母、兄弟侄儿,张玉琴自梳不嫁,并且过上了早上打钟点工,下午在羊毛厂织羊毛、晚上在中国餐馆洗盘子的生活。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但是她很开心,因为工资比在新加坡的时候更高,而且每周有1天半的休息时间。

        半个多世纪里,哥哥结婚、弟弟建房、养猪养鱼张玉琴都给钱,并且觉得天经地义。大半辈子,辛辛苦苦,她几乎未给自己留下任何积蓄。“从澳大利亚回国时,只带了几件衣服,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

    老年◎要回祖国落叶归根

        昔日的一团发髻、一缕青丝,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无情地冲刷得斑白,历经沧桑的脸庞蚀刻着时光的印记。自梳女将一辈子献给了主家,献给了中国家乡的亲人。尽管许多自梳女已经取得了工作所在地的国籍,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她们愈发思念家乡的亲人。

        “虽然我们人在新加坡,但心还是在中国的,都是记挂着家里的。身在南洋心在家,未知何日转中华,我们这些老姑婆是这样讲的,心里面痛苦,人家都不知道。”彭转娣说,她舍不得老家,想回中国,因为在新加坡只有她一个人,很寂寞。

        两鬓斑白的老人们结伴搀扶着最后登上客船辗转回国。而当这些自梳女回到原籍,一般被乡亲称为姑姐、姑太或姑婆,弥漫着一股亲情和敬重,其中,也有一丝抹不掉的寂寥。

        随着自梳女陆续回国养老,希望过个平静暮年的她们却发现,没有中国国籍成为她们绕不过的难题。1989年廖雪欢回国,但恢复国籍让她足足苦等了24年。

        市外事侨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二十多年前和十几年前分两批回乡的自梳女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她们回乡时都持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护照入境,入境需办签证,还要申报“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一段时间后签证要延期,护照要更换。

        随着时间推移,年老的“姑婆”们无法再回去办签证,大部分自梳女护照过期或丢失,其他资料的收集难度也很大。

        没有国籍,没有本地户口,就没有办法办理医保和社保,村里每年每人的分红也没有份。廖雪欢生病一次花去几百元,压力很大。尽管侄子侄媳妇很孝顺,但是她不愿花他们的钱,从不愿住院。

        “不仅仅是看病的问题,我觉得我始终是中国人,我希望自己能落叶归根。”廖雪欢说,这是“姑婆”们的最大心愿。

    ◎恢复国籍安享晚年

        能否帮助自梳女们恢复中国国籍呢?2011年,市外事侨务局向公安部门递交申请,希望按特殊情况处理,恢复这些“姑婆”的中国国籍。

        “为此,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曾多次派专人赴中山调查其户籍资料,寻觅户籍证据,然后将申请材料上报中国公安部。”市外事侨务局相关负责人说。2013年3月22日,廖雪欢和蔡仲宝终于恢复国籍。

        据介绍,目前还有几位自梳女没有中国国籍,这是因为,虽然获得特事特办,但除了户籍证明,她们还要满足几个条件,包括有地方住宿、有子侄承诺赡养等,这对个别自梳女而言尚有难度。

        据了解,近期各镇区再次走访摸查,掌握到中山目前登记在案的自梳女共有6人健在,其中古镇4人、东升和小榄各1人,而她们中能够走动的已经不多。“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帮助最后几位自梳女满足回家的心愿,安度晚年。”市外事侨务局该负责人说。

        恢复了国籍的让“姑婆”们少了顾虑多了福利。前不久,社区给廖雪欢送来一份厚礼——纯金打造而成价值3000多元的“寿桃”。据说,等廖雪欢一百岁时,社区还会送更大的厚礼。

        如今,蔡仲宝独居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每天生活规律而安定,有空逛下街,或与邻居打麻将聊天。老人早餐自己做,午饭和晚餐则到几个侄子家吃,“现在生活这么美好,只要生活能自理,自己活到一百岁也不嫌无聊。”

        令记者欣慰的是,这些在外漂泊了半世纪的自梳女,如今晚年基本都得到了自己侄子侄媳妇们的照顾。“她们的付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孝顺她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姑婆”们听到侄子侄媳妇们发自肺腑的一番话,再次不禁眯起眼,弯起嘴角,停下话语,静静思考。

    名词解释

    自梳女

        清末,广东未婚女子都梳有一根长辫子,结婚时才挽成髻。自梳女是指那些决心不嫁的女子自行将头发盘起,当地人一般称她们为姑太或姑婆,在南洋当住家工的自梳女也被称为妈姐。

        自梳女产生于清朝后期,据 《顺德县志》记载: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获得经济独立,她们渴望自由的同时也被工作所束缚,情愿终身不嫁。番禺、南海、肇庆、东莞等地的自梳女情况也与顺德相仿。

        自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封建制度和习俗彻底破除后,自梳这风俗已经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自梳女不再出现。目前中山仅剩的数名自梳女,是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