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如墨。一颗细小流星划破天际，在瞬间即逝的一丝光亮中，渐次清晰出一架飞机的轮廓。随着飞机的滑落，机场候机厅内人声鼎沸，“长枪短炮”式的镜头争先恐后。就在此时，一个人从飞机上缓缓走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CEO”。
这是在新加坡1035天的服刑岁月里，作为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油）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九霖，为美国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编写的自传体剧本《THE CHINA‘S CEO》（《来自中国的“CEO”》）设置的片头。尽管剧本的详细故事情节陈九霖早已记不太清楚，但对于这个低调而又充满悬疑色彩的开头，他却记忆犹新。
“这个CEO大概40多岁，穿着便装。他是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尖兵’，直逼敌军匪巢。过河以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去冒险、去经历风浪的人。”说话间，陈九霖坚毅的眼角边，刀刻般的纹路显得异常深邃。
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似虚构的CEO形象，恰恰是陈九霖自身的写照。作为一名领军人物，他曾带领中国航油在海外商战中纵横捭阖，业绩显著，但却在最高点时跌落，锒铛入狱。
历经1035天枯燥监狱生活的煎熬，陈九霖当活着是一种幸福的存在，当以强大的意志力走出沉珂之时，他又再次偏执地开始重新上路--做讲座、写文章、出版著作……那种精气神甚至带点儿天真劲儿，就像是一个刚走出大学校园的“90后”（与“九霖”谐音，也是企业界大亨们送给陈九霖的绰号），渴望获得成功与外界的认可。
能够继续发挥其在投资和能源领域的特长，并且做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陈九霖一直以来的心结。因着它，陈九霖不仅没有被监狱中的枯燥所压垮，反倒让这个“结”如种子般在他的心底扎得更深，根须蔓延得更广。
“我并未到此为止，也没有盖棺定论，生命还正常，我觉得我还是有未来。”如今已年过50的陈九霖，希望继续践行他未完的石油梦，尽管这个梦想曾被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击得粉碎。
（一）猎豹式的过河尖兵
贫寒子弟，刻苦读书，考上北大，理想的成功路径原本是“学而优则仕”，可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国企……陈九霖的成长路径并非一路坦途，用他自己的总结是“一直被命运或者说外力推着走”。
1997年，陈九霖被“推”到了新加坡，接管国有控股的中国航油。公司创业之初，包括陈在内只有两名人员、没有办公场所、全部启动资金仅21.9万美元，而采购一船航油需要600万至1000万美元。况且，那时又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航油的国资背景，并没有获得相应供应商及银行的特别优待。
陈与唯一的搭档“相依为命”，开始了艰难创业，整合他的国内外资源，搞起“业务创新”：请有资金和信用的企业帮助“过账”--先讲好条件，请卖家将油品卖给陈九霖指定的有实力企业（但这些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专营权”），让这些企业给卖家开立信用证。此后，中国航油再从这些企业手中买进（先提货后付款，可以利用时间差赚钱），并支付其一定的费用。最终，中国航油再转卖给最终用户。
利用这招，中国航油终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否极泰来，一路扶摇直上。2001年，中国航油完成了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的挂牌上市。此后，陈又制定了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进口航油采购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至2003年上半年，公司石油实业投资回报占公司总利润的68％，成为持续发展的主要引擎。
此间，中国航油被冠以诸多荣誉：2003年4月，被美国应用贸易系统（ATS）机构评选为亚太地区“最具独特性、成长最快和最有效率的石油公司”。后来，又被人民日报描述为“我国首家依靠自我奋斗、完全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
陈九霖个人的名誉也在此时达到顶峰。他以490万新元（折合2350万人民币）的年薪，被称为新加坡的“打工皇帝”，被国内媒体誉为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过河尖兵”。“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其为2003年度40名“亚洲经济新领袖（奠基人）”之一，并称他是一个“有潜力的企业家”。
有媒体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着陈当时的风光：他的坐骑是一辆深蓝色奔驰S430轿车，耗资1500万新元（折合9000万人民币）打造的办公环境堪称豪华；他受邀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上开设专栏，更频繁出现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等各种演讲台上，所说的话被奉为企业发展的“圣经”；甚至就连各国政要也都“很买他的面子”，陈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挂满了他与基辛格、李光耀等各国政要大腕的合影。
（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然而，就在陈九霖和他所掌控的中国航油发展至事业高点之时，无形的命运之手仿佛再次推了他一把。只不过，这次是手心朝下。
2003年下半年，中国航油从石油现货贸易转而进入期权交易市场。经查实，早在1990年代末，中国航油就已涉足石油期货市场。而且，2001年12月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上市时，《招股书》上还将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明确列为业务之一。据称，在当时的多次期货交易中，中国航油玩得不算大却多有甜头，而且从未吃过败仗。
可没想到平静之后的风暴却爆发得如此迅猛。2004年，中国航油资金链断裂，在石油期货上亏损5.5亿美元。当年11月29日，公司开始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令，作为公司总裁的陈九霖则在事发后被中止CEO职位并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他于当年12月1日被调回国内担任如今世界500强企业的航油集团任副总经理，分管海外业务。
为了妥善解决此事，并且免得更多人受到牵连，当年12月8日，陈应新加坡交易所的要求，主动回到新加坡协助调查。
在机场，陈九霖扔下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甚至还编了两首打油诗，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纵有千千罪，我心坦然对，一心为大众，失误当自悔。”“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人生终有不归路，何须计较长与短。”
此时的他，早已对自己未来的结局有了预判，甚至对新加坡的监狱都做了充分的了解。只不过，他依然期许新加坡的调查或许能还他一个清白：中国航油的亏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可是，形势的严峻还是出乎了陈的预料。据陈九霖向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回忆：“我一到新加坡机场，就被当地的便衣逮捕了。他们没有出示逮捕证，没有对我进行调查，就直接给我一个人戴上了手铐。”
被抓之后，问罪的矛头纷纷向陈一人投来，国内媒体开始不断“挖角”，称陈只顾个人荣誉，不顾国资安危，甚至有人向对正在看守所内的陈发出“民营企业家们面对巨大债务都会选择自杀，陈九霖给国家造成了5.54亿美元的亏损，为什么不自杀”的诘问。
陈九霖激愤地反驳：“难道自杀就是承担责任，我这样活着就是逃避责任了吗？自杀恰恰是逃避责任的表现。”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结局的陈，开始想办法自证清白，先后两次筹集巨款寻求保释，第一次是12万新加坡币，第二次是200万新加坡币。此间，他还要时不时地被抓进去“协助”调查。
据陈回忆，2005年底，新加坡方面开始跟他谈判，威胁称假如不认罪，就会被判十年或是十年以上，如果认罪，就可能判个一年或者半年。
陈不认。
2006年1月，新加坡方面发出最后通牒：现在认罪还来得及，只要认罪，就判刑两年，不认罪，就可能十年或者十年以上。
陈回应，我没罪。
2006年3月初，律师突然给陈打电话，称事情不妙，公司财务总监“招供”，为了撇清自己与这件事的关系，他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陈身上。
对此，陈没有回应。
后来，陆续有其他人表示“认罪”，形势对陈越来越不利。可陈九霖依旧没有听律师的劝解，甚至提出要请英国的皇家律师来打官司。当时，对方要价70万新加坡币，约合385万元人民币，但陈当时的账户已全部被冻结，朋友也不便出手援助，毕竟他是在跟新加坡官方打官司。况且，新加坡是否批准英国的皇家律师来打官司，也是个未知数。
这之后，各方面的压力蜂拥而至，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劝陈认罪。而且，新加坡有关方面也给证人施加压力，致使对陈有利的证人接连拒绝出庭。更现实的问题是：他已经没钱再耗下去了。
于是，陈被迫认罪。上庭之前，他在《辞职书》上表明心迹：“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这样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也值得我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可在法庭上，面对指控书上的错误指控，陈又没忍住，犀利指出了指控书上的各种事实错误……新加坡方面最终接纳了陈的质疑，可陈的代价是，本来很可能会被判两年，最后却被判了4年零3个月，外加33.5万新加坡元的额外罚款。
“你后悔吗？”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问。
“不后悔。”陈说。
“为什么？”
“原则性问题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是冲动，我就是坚持事实。”
陈九霖最后被判刑的原因是股东售股拯救公司和公司没有向交易所呈报亏损。但直到今天，陈依旧对这个“小黑点”耿耿于怀。
在新书《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中，他如此控诉：
“新加波当局的法律文件，言之凿凿地称我本人‘恶意扰乱新加波金融秩序’，这纯属是为了自圆其说，于法无据。首先，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恶意扰乱新加波金融秩序的犯罪动机何在？利益驱动何在？其次，作为仍在职的公司主要负责人，谁愿意所任职的公司出现亏损呢？更何况，中国航油是我本人一手打造的公司。中国航油集团售卖中国航油股票筹资补交交易保证金，是母公司层面集体决策的结果，根本不是我的个人行为，为何将刑事责任强加于我个人头上？
（三）监狱中，像狗一样活着
但在当时，即便是有再多不满和控诉，陈九霖只得无奈接受锒铛入狱的现实。在新加坡樟宜监狱，他一待就是1035天。
据陈回忆，他刚一进到监狱就被吓到了。”当时是四个人一个房间，其中有三个人正光着膀子吃饭，身上满是图腾纹身，他们有黑社会的头头，而且都说在报纸和电视上见过我，我吓得要死。“
对于那段监狱时光，陈在自己的博客文章《活着》中，如是写道：
“犯人常年晒不到阳光；一年四季只能穿着短袖衬衫和短裤，连内裤都没有；监狱不设床铺，犯人（包括很多病人）都长期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很多人都因此骨头疼痛；所有犯人，即使是病人，每天也只能喝没有烧过的自来水，在候审监狱里（在这里的’犯人‘还只是犯罪嫌疑人，未被法院定罪）甚至不少人只能喝马桶里的水；新加坡监狱还禁止在囚室内锻炼，就连做俯卧撑也是犯法……”
相对于环境上的艰苦，更苦的则是精神上的孤独。陈曾被关在一个人的监狱长达6个多月时间，不能工作，光线暗到连看书都看不清，饭菜通过一个小洞塞进去，吃完又从小洞拿出来，“孤独得想一头撞死”。遇到有人在门外走路的时候，陈的心里就会骤然觉得踏实。后来，他干脆什么都不想，“像狗一样地活着而已”……
据陈回忆，监狱内自杀者屡见不鲜，甚至他亲眼看到有人从楼上跳下，肋骨折断三根。不过，监狱内活着的人也让陈看到了希望--有一位精神病人每天都得吃几次药、打几次针，独自一人被关押在5至6平方米的黑暗囚室里，连出门放风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个双腿高位截肢，一只手提着尿袋的囚犯。
“即使是这样的一群人--生存对其而言堪称一场折磨与苦难，他们却仍在顽强地活着。”陈在《活着》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将不平抹平。”
后来，在新加坡服刑还剩4个月的时候，狱方让陈提前出狱，以示“宽待”。可陈拒绝了。“我一定要熬过去，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四）“人血馒头”的精神救赎之路
2009年1月20日，陈九霖刑满出狱回国。
他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心全力地安慰受伤的家人：“这个事情使我的家里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太太得了深度抑郁症，我的孩子成绩由班里前三名一落千丈，我的母亲去世，父亲得了糖尿病，我的岳父心脏搭桥，胃切除一半……就是屋漏偏遇连阴雨吧。”与记者相对而坐的陈九霖用沉郁地语调缓慢地叙述着，声音仿若低沉的大提琴。他的头扭向一边，双眼炯炯地望着咖啡厅的窗外，外面阳光清澈透亮，绿叶呼啦啦地在抖动。
此外，陈九霖想要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据陈回忆，他进监狱时体重是86公斤，而出来时仅有68公斤。当时的新加坡狱方为了增加陈的体重，在出狱的那一天，甚至特别给了他两盆饭吃（平时是一盆），可陈最终的体重依然没有增加。“他们（新加坡狱方）肯定郁闷死了。”陈的脸上挂满了胜利式的笑容。
出狱后，陈九霖拿下了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13年初出版新书《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他说，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一是期望能对石油衍生品的理论及实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期望对企业风险控制或是企业监管方面，有参考价值。三是期望能对一些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有生存启示或是励志价值。
“我看到不少人因为跌了一跤从此一蹶不振，身边的有很多人甚至自杀了。我想用这个告诫与我有同类经历的人：要振奋，不要一蹶不振或是破罐子破摔。”陈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你走到今天？”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问。
“我心底无私，很坦然。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众。”这种充满了理想化的表述，陈九霖回答起来却义正言辞。
不过，对陈九霖来说，真正精神救赎的力量还来自于《圣经》、《金刚经》、《古兰经》、《道德经》、《论语》等，他悟到人生有三层境界：境界不高的人活在昨天；境界高的人活在今天；而境界最高的人为了理想而活在明天，上帝即是。
此外，陈还“迷恋”着各种“监狱英雄”，比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还有“历史名流”，如“孔子厄于陈蔡之间”、“文王拘而演周易”、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遭遇宫刑等。“做点事情都不容易，都会有各种挫折，你做的事情越大，遇到的挫折也越大，”陈甚至幽幽地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也喜欢看。”
对此，老朋友甚至给陈添了一个新标签--“励志哥”。
“中国航油事件，你对自己有什么反思吗？”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的提问，陈九霖的回答一字一顿：“我的观点始终不变，中国航油是我的第二生命，就像一个父亲对待孩子那样，没有任何父亲希望毁掉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2011年12月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隆重举办上市十周年庆祝宴会，自己并未获邀出席，甚至其名字都被各方来宾小心翼翼地避开。而陈九霖则在北京发微博，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恭贺前东家上市十周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航油，已成为其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国际业务核心单位。”
“你信命吗？”
“我认同有命，但命可改变，自助者天助。我也是这样鼓励我儿子的，我告诉他，首先要有目标、要有追求、要有奋斗、要有努力，这样就一定水到渠成、久旱逢甘霖。”
不过，看似完美的精神救赎中，有些伤痛似乎是历久弥新。由于在新加坡服刑，陈甚至没能见上病危的母亲最后一面。
媒体报道称，陈在新加坡服刑期间，主动来看望陈并表达支持的，以境外朋友居多，如一个德国石油专家，专门从德国飞来新加坡。哈佛大学一名教授提出为他写书，还有台湾一名86岁的老太也去探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陆同胞却对他却多有非议，有人甚至称陈应为中国航油事件自杀谢罪。
直到现在，依然有人质疑陈九霖辖下的中国航油是靠“垄断”和“关系”发迹。对此，陈一口气列了六大理由给予回击：
“首先，很多央企都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为什么只有中国航油出类拔萃？其次，中国航油成立于1993年，却是在1998年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难道说是我去了之后中国航油才突然有靠山了？第三，航油贸易的所有业务都是通过公开招标进行的，是完全要跟别人竞争的；第四，中国航油后来的发展战略是’三足鼎立‘，包括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进口航油采购，而且后期中国航油大部分的收入来源并不是靠进口航油业务；第五，如果中国航油有依托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去搞国际石油贸易，这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被逼着去做的。我们当时都不是傻瓜，如果躺着可以赚钱的话，干嘛站起来去挣钱呢？第六，如果真正有靠山的话，最后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贸易亏损呢？关键时刻有人顶一下就行了，可事实是没有人给你顶。”
陈说，对于自己的遭遇，他有时会想到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故事。
归国后的陈九霖，曾帮朋友打理过公司，曾顶着“被判刑的人怎么还能进国企”的质疑在葛洲坝集团做过一段时间，曾在大学讲课，曾在《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多篇关于石油战略的文章……
可似乎这些都不是他的归宿。
“他的心里有一个石油帝国梦，他还在等。”陈九霖的“发小”吴虹说。
2011年3月1日，陈九霖在访问尼泊尔途中，参拜了释迦摩尼的故乡--蓝吡尼。在“佛祖”曾经居住过29年的宫殿，他看到这样一棵树：它没有一片绿叶却鲜花盛开，孤零零地挺拔在满园的寂野之中。据当地人介绍，这种树是先开花后长叶。
陈遂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佛祖故居一树仙，鲜花开于绿叶前。孤木神似顿悟者，先知先觉人世间。花盛一时终落去，圣殿门前少人烟。（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