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内地选秀节目大规模进入购买国外版权、阅读“说明书”时代，制作实力、节目影响力、收视率，让台湾电视人大跌眼镜。
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王伟忠担任《中国梦之声》评委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学习内地是“如何读说明书”的。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我。唱一个歌就把梦想实现了，这个事其实挺不靠谱的。”外号“蹦蹦”的19岁“假小子”笑着说。
蹦蹦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看上去自信爆棚，有一股初生牛犊的气势。上学之外，她兼职婚礼策划师，她把这个行业描述为“给人制造浪漫和教人谈恋爱”，至于她本人的恋爱经历，她略显羞涩，“十二星座基本快集齐了”。
2013年5月19日，东方卫视引进版歌唱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首播，蹦蹦出现在“上海试音会”现场，玩似的唱起了Jessie J的当红歌曲《价格标签》。
“你太快乐了，没有什么感人、伤心的故事，但你还蛮像以前小S的个性。”台湾综艺节目“金牌制作人”王伟忠作为评委之一，给了蹦蹦一个“通过”。李玟也“通过”了，但韩红和黄晓明都没有点头，按照规则，蹦蹦没能进入下一关。
《中国梦之声》的原版是《美国偶像》，一期节目就是一出戏，比如乱飙高音不肯下台的，节目给时间放大他们的故事。除了选手是中国脸，《中国梦之声》几乎完全按照《美国偶像》“制作宝典”复刻出来。
从2010年开始，大陆各大电视台综艺节目从“模仿”，变成了正经阅读“说明书”的路线。《中国达人秀》读美国版“达人秀”的“说明书”，《中国好声音》读《荷兰好声音》的宝典，《我是歌手》读韩国版《我是歌手》的说明书，《中国最强音》则是引进美国选秀《X音素》的版权。“说明书”读得好不好，直接造成节目影响力和收视率的差异。
由于制作成本有限、制播分离体制等原因，台湾没有引进版权制作综艺节目，大部分是原创。王伟忠制作的原创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我猜》、《超级星光大道》、《全民最大党》等，曾长期占据台湾荧屏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受到大陆观众追捧。
台湾综艺一度引领着大陆综艺的发展。“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曾家喻户晓，制作人江吉雄来自台湾；《开心辞典》则是台湾制作人张中炎模仿英国游戏节目《百万富翁》制作的；大陆早期的相亲节目《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则是模仿胡瓜主持的《非常男女》制作而成。“大陆综艺至少落后台湾综艺二十年”，台湾主持人高凌风的这句话，曾是两岸电视圈的共识。
这样的格局正在改变。2013年4月12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总决赛，台湾东森电视台停播谈话节目《关键时刻》，冒着被控“盗播”的风险，以新闻报道的名义全程直播总决赛，并创下了2.15%的收视率——意味着全台湾有48万观众收看。
《我是歌手》播出后，引发了台湾各界热烈讨论，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的观点集合了“悲观派”和“乐观派”的意见：“很高兴在‘我是歌手’这样的比赛看出台湾创意和音乐的表现方式，尤其大陆歌手唱的歌曲，很多都是台湾的创作，台湾还是站在创意的这端，因为多元活泼的社会，累积出的文化。”
龙应台也同样看到了危机。《我是歌手》的大成本制作，挑战台湾人过去的习惯思维，也让大家认清不可能和对岸比经费和资本：“《我是歌手》让我看到一个警讯，就是30年后，台湾是否仍具创意泉源？”
王伟忠也注意到《我是歌手》等一批引进版大陆综艺的出现。“过去是香港、大陆、韩国来参观台湾电视台，现在台湾因市场小，越做越后退，自己也慌了，自信心也没了。台湾需要有胆识的人，勇于尝试。”他在台湾《今周刊》的专栏中写道。
《中国梦之声》是王伟忠第一次以评委身份参与到大陆综艺节目中，“我是来学习，看看这些引进版的综艺节目是如何读说明书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另一个原因，是“想看大陆的人才变化到一个什么程度”。
综艺节目=戏剧节目
南方周末：你对大陆选秀进行过哪些研究？
王伟忠：大陆流行音乐起来后，有了些歌星代表，像韩红、孙楠、刘欢，但似乎都没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偶像，香港、台湾的偶像就比较早。
这个现象因为大型节目发生了改变。《超级女声》最早有全民参与，李宇春出来了，变成代表人物，那也是惟一一次全民参与。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大陆电视台已经有钱可以请偶像、歌星，到自己的文化里来，一起比赛，你们唱歌给我们听，做成电视节目，所以这次来势汹汹。
南方周末：这些年以来，你看到大陆选秀节目的变化是什么？
王伟忠：我觉得技术提高非常多。以《我是歌手》为例，二十四轨的收音都有。这样是可以把每一个音收下来，它可以像快速制作唱片一样地播出唱者的声音了，那已经很厉害了。
选手其实还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缺。我觉得跟整个社会是不是鼓励孩子去从事影视或音乐创作或者舞台表演有关。在台湾如果小孩十几岁想做影视文化，想做幕前，父母会鼓励他，而且父母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你看老外读书，他可能读到大学二年级就不读了，去做事，做了几年之后再读书，他很自由，他觉得学习是一辈子。
南方周末：台湾电视的“选秀元年”是什么时候？
王伟忠：台湾的选秀节目早就有了，得奖都多少年了。1962年，台视开播时的《群星会》是头一个，后来又有《星期之歌》、《宝岛之歌》、《时代之歌》等等，都是纯歌唱类型的。在我刚进电视圈的时候，1982年，我们也做过《歌唱名人排行榜》，现在我们又做《超级星光大道》，又变成《华人星光大道》。
简单来讲，综艺节目会慢慢地像戏剧节目。就是说开始有故事，人还是整个节目最重要的，不光是唱歌跳舞，里面有别人的故事、自己的故事、评审的故事、歌手的故事，它像个戏剧一样表现出来。
“超女”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全民参与，那是最大的卖点。做《超级星光大道》是我看到这样子，我们赶快做，要不然可能会落伍。我们最早开始是找素人（平民）的，我们发觉很多素人可以变成明星。其实两岸综艺节目互相影响蛮大的。现在大陆选秀节目庞大制作，也刺激到台湾的综艺圈。
南方周末：台湾“偶像”的状况现在如何？
王伟忠：周杰伦、王力宏这些人后,就断层了。“星光帮”的歌手出来，林宥嘉、萧敬腾，又续这个香火，后面又没声音了。台湾偶像现在都三十几岁，也变成断层。从网络上发现人，网络上包装打造。这是一个新途径。
南方周末：目前台湾综艺节目的生态是怎样的？
王伟忠：牵扯到很多制度问题，我们没有植入，没法冠名。再加上台湾的有线电视媒体越来越多，制作单位越来越多，综艺节目门槛不高，制作费用越来越低，所以节目一定会变得雷同。你只要做一个节目，像我那时候做了《超级星光大道》，马上就有一堆这样的节目，因为大家都要生存，所以就会变成市场小，竞争者多，这是很坏的现象。
南方周末：你的《全民大闷锅》这类“全民”系列改版，这是否意味着时事讽刺类节目没有市场了？
王伟忠：一个严肃的东西变得不严肃时，就没有喜剧了。举个例子：这老师很严肃，毕业典礼的时候你模仿他才会好笑，他也哈哈一笑，笑中带泪，我们毕业了。大概每个学校都有这种状况，这就是模仿的好玩。
我们打击权威，这权威本身是严肃的，但心地是好的，就有模仿的可能。像台湾，当政治人物已经变成某方面的名嘴，变得比喜剧明星还夸张，你还需要喜剧明星吗？
这其实是可惜的，从我三十年前做《连环炮》开始，这个形态在台湾整个政治“解戒”的过程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它以后会不会再复生。我现在要做另外一个节目叫《新闻黑熊厉害》。新闻反而变成可以嘲笑的东西了。
什么是台湾的成本
南方周末：从节目自由度、灵活度、专业性来看，大陆和台湾的选秀节目有何不同？
王伟忠：我们台湾必须要取巧。大陆有资金，能很快就把技术含金量提高了，成音、收音、布局、摄影师、剪接这些后期制作就做得很好。现在全世界流行的影视制作都是后期制作强。用大量的机器，把很多东西尽快拍。我参加《中国梦之声》录制的时候，机器多得不像话。你看《中国好声音》是一样，一个人脸被记录下来，后期花大量的时间去剪接，就像做电影戏剧一样的方式。这个东西的技术，大陆电视台的渠道是很棒的，我也是来看一看这个。
南方周末：据说你会把《中国梦之声》、《我是歌手》搬到台湾去？
王伟忠：不会，台湾的成本跟大陆电视成本完全不一样，没办法。我们一定是用现有资源变出一朵花来。
如果我来做《我是歌手》，那就要用台湾当地资源。台湾小，成本少，必须要做比较有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诠释林志炫，可以从1990年代“优客李林”怎么开始做歌手做起。你们只知道林志炫会唱歌，但他的歌是怎么来的，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这就是台湾的“成本”。我们不可能花巨大的钱请一些请不到的人，这个我们拼不过。我们可以从内容上下力量。
我们最近做一个《超级歌喉赞》，哈林（庾澄庆）主持的，是希望素人去挑战歌手，在星期六晚上时段，收视率还不错。就是素人来，台上有六个门，他会挑一个门，门后面可能是黄小琥。但是歌手很难找，因为很多歌手不愿意跟素人比赛。
南方周末：你曾与大陆电视台合作《幸福晚点名》，原型是台湾的《大学生了没》，节目现在停播了。台湾方式跟大陆合作，是不是水土不服？
王伟忠：你找人、看人、表现方法，还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对感情的诠释，那个节奏，在这个时候应该笑还是哭？我们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真要到大陆做节目，真是要生根，要来这个地方，体会所有东西。这次做评审，是我第一次真正用四个月时间沾地气。跟这么大一群幕前幕后的人做，刚刚开始学习，情感表达方式跟节目是怎么做。反正我在第一线。
南方周末：选秀节目出来的许多选手一段时间后就销声匿迹，真正能持久走红的并不多，你们如何让他们“红”？
王伟忠：选秀节目有一个好处，选出来的人已经家喻户晓。选出来之后我们跟唱片公司合作，唱片公司会打造他，我们负责他部分的经纪，共同经营这个艺人。艺人本身再找好的音乐制作人，好的产品代言，慢慢地就包装起来了。
歌手最能红还是演唱会。有的歌手站在台上，本来有一万人，唱一唱就开始九千人、八千人。有的是站在台上一百人，人越来越多，这才值钱。能聚众的表演很重要。（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