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美国新闻业有个短暂的辉煌时期，尽管有时这种辉煌显得有点华而不实。之后，新闻业便回归到正常水平。从2000年开始，我们看到大量新闻报道假设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布什会战胜当时副总统阿尔-戈尔，煽动对伊战争，掩盖气候变化的事实，忽视次贷危机、抵押债务及其它社会问题，这些都导致了美国巨大的、浮华的、摇摇欲坠的、不切实际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当你考虑新闻业危机，例如新闻业广告收入下降、新闻编辑部人员不断减少等问题时(2010年新闻编辑部的员工人数比1978年时还少)，同时你也想想当北极冰帽融化时还在华尔街酣睡的新闻机构。
抛弃读者，意味着商业模式存在弊端。在互联网产生之前，美国每个家庭的日常报纸订阅量在60年里呈稳步下降趋势。从1950年每户1.24份报纸，下降到2010年的每户0.37份。除了体育赛事情况、占星术和字谜游戏外，读者不需要阅读整份报纸，于是对新闻的关注度不断降低。不要假设生活在美国共和模式之下的一些严肃公民会花大量时间读报，以此了解时事并形成自己相应的判断。
不要被谈论早期美国新闻业状况的话语所愚弄。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辉煌时期。事实的确如此，正如报纸上经常引用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说的这句话：“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监管的报纸，如果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美国成立初期，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新闻业享受着过分的言论自由。但在经历过新闻带来的困扰之后，总统杰斐逊于1787年又说道：“不读报的人比爱看报纸的人头脑更清醒，不读报的人比起头脑中塞满错误想法的人更能接近事实真相。”
两个黄金十年
如果说美国新闻业有过一个辉煌时期，那应该是冷战时期的那两个十年。当时尽管电视开始吸引更多的眼球，但人均每日报纸的发行总量仍然保持不断上涨的趋势。无可否认，在这段时期的绝大多数时候，华盛顿和美国其它地方的社会精英都喜欢看新闻。从1954年到1974年，一些新闻机构的确起了作用。例如，新闻宣传公民权利的普及，促进了白人至上局面的打破；关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也对林顿·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这两位总统的下台起了一定作用。
当美国政府于1953年推翻伊朗政权，于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并于1973年在智利掀起军事政变时，新闻机构站在肇事者的一边。但在越南这个问题上，是新闻业的努力创造了奇迹？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这么简单。多年来，新闻报道者用各种方式来附和政府机构对战争进展的言论，以至于今天的新闻报道读起来像美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但《纽约时报》上引用的一则关于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报道，该报道指出，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导致了战争的升级(政府在撒谎)。在战争初期，至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曾请求五角大楼对事件进行调查。
特别是当越南人于1968年1月到2月间发起新年攻势，使美国军方、华盛顿政府、记者感到无比惊讶时，越来越多人感觉这是一场非正义战争。1969年，来自一个名为Dispatch的小通讯社报道称，来自美国军方的一只队伍在一个叫美莱村的地方屠杀了数百名越南人，这则报道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关注。
但尼克松总统下令在柬埔寨和老挝进行长期轰炸这一事实却没能在电视上进行报道，也没有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报道。后来，这场美国人毫不知情在柬埔寨进行的秘密轰炸于1969年5月9日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第一页，作者是威廉·比彻(William Beecher)。37年之后，作者回忆称，“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小型的秘密活动，而是一场大型的秘密轰炸，政府使用了一组假坐标来误导国会和公众。你们肯定认为这个故事在当时会掀起轩然大波，但事实并非如此。”
“水门事件”之后，大众媒体从其历史中争取的、得来不易的、尊重事实的独立性报道一去不返。在给布什总统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助威之时，大多数华盛顿报纸再一次站在政府的一侧。华盛顿制造战争的能力和华尔街的金融策略一样，都太过强大和精明，以至于从不会失败。
尽管《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承认了其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上存在失误，但却没有一家报纸或主流媒体承认他们报道上的疏忽导致了2007年到2008年间的全球经济危机。我们无法想象，在经济呈现虚假繁荣的状况下，商业新闻扮演的助威者角色给当时美国经济带来了多少负面影响。之后，美国金融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继而演变成了全球危机，给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影响。
由始至终，金融新闻业对导致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市场虚假繁荣感到兴奋：全球经济的金融化，金融衍生产品的转移，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的放松经济管制行为，在1999年因国会废除1933格拉斯-斯蒂格法案(由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废除)而达到高峰。该法案的废除为商业银行、投资性银行、保险公司组成“大而不倒”的企业铺平了道路，政府降低了对此类企业成立的资金要求，这也为其潜在的倒闭危险埋下了伏笔。
在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对1999年所有美国报刊的文章进行搜索之后发现，总共只有两篇文章曾对公众提出警示，称格拉斯-斯蒂格法案的废除是个错误。其中一篇出现在缅因州的《班戈每日新闻》上，还有一篇出现在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时报》上。简直不可思议：竟然只找到两篇。
2002年2月24日，当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公诸于众，《纽约时报》的丹尼尔-奥特曼(Daniel Altman)独树一帜，写了一篇名为《合同复杂性危及金融系统》的报道，这篇只有一页长的报道出现在商业版。他写道：“合同的复杂性加上众多复杂衍生产品的演化和增值，已给金融系统带来了微妙的危机——这场危及无法估量，有时候甚至难以被发现。”在当时的商业报道中，几乎只有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多数记者喜欢在报道中引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言论。在当时的政府官员中，他也是唯一一个能让记者安心相信金融衍生品能稳定经济发展的人。
2008年3月23日，当经济泡沫最终破裂后，《纽约时报》记者尼尔森-施瓦茨(Nelson Schwartz)及朱莉-克莱斯威尔(Julie Creswell)称，“20世纪90年代末期，华尔街激烈反对任何规范衍生品市场的行为。”他们还写到：“2000年秋天，当失职的国会通过不被人注意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之时，放松对衍生产品的管控行为达到了顶峰。该议案本可以有效地制止衍生品和其它金融产品市场成为管控包括股票、债券、期货等传统资产的机构。”
该法案在当时不受关注。据Lexis-Nexis称，《纽约时报》从未对此议案进行实质性的探讨。2000年10月1日，《华盛顿邮报》作家杰里(Jerry Knight)悲观地写道，“关于政策讨论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对下列指导原则的一致认同：政府不应阻碍金融创新。”
在某个平安夜的辛迪加专栏上，非主流专栏作家莫利-爱文斯的观点却没这么悲观。她称，新法律“有点恐怖”，这也是当时唯一持该观点的作家。该文章没有出现在金融期刊《美国银行家》和《对冲世界每日新闻》里，因为当时这些报刊为新法案感到心奋不已。“现代化”这一词冰冻了记者们的大脑。
或者看看《纽约时报》是怎样评论那些被称为“抵押债务”的衍生工具，那个年代整个国际金融就建立在这些衍生产品之上。从2004年到2007年，这些在市场上被称作风险管理奇迹的衍生产品从200亿美元左右上涨到1800亿美元以上。《纽约时报》的佛洛依德-诺里斯(Floyd Norris)于2001年在商业版头条上刊载了名为《他们销售衍生产品，但他们却不懂它》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美国运通公司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带有讽刺意味地提及到了美国的新法案。他这样引用了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话，“那里进行着各种有些人不明白的生意。”从此以后，大概在4年时间里，《纽约时报》商业版头条刊载的文章再也没有谈论过之前提到的抵押债务问题。
2009年，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登了一篇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文章作者狄恩-达克曼(Dean Starkman)曾是《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在文章中，作者对从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也就是整个房地产泡沫时期，这段时间里九大影响力最大的商业报刊进行了分析。结果达克曼认为，一共有730篇文章发出了房地产泡沫终究会破裂的警告。在发表的100多万篇文章中，竟然只有730篇文章有这样的见解。
根据以上分析能得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范式：商业新闻服务于市场的风云变幻。新闻是制造名誉的机器，是企业的宣传设备。换句话说，那些年里，金融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当抵押贷款行业和次级抵押贷款最遭人啜泣的部分成为常规银行业务时钳口不言。
同时，同样感谢金融报刊使名人文化笼罩了金融行业中的大牌人物：主要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华尔街投资商及对冲基金的操众者。他们常常被新闻提及的原因是，他们不仅是事业有成的企业界大亨，他们还努力为社会做贡献，例如做慈善事业，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学建筑物、博物馆、交响乐大厅及歌剧院的墙上。他们不仅给市场带来资金，而且是充满智慧的商人；他们被媒体称为财富的创造者和道德模范。实际上，这二者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为他们创造了财富，所以他们是道德模范。
新闻业的荒漠化
如果你觉得不良新闻对金融危机影响甚微的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更大的危机是新闻业开始突然关注起气候变化；而之前新闻却很少提及这个本该得到严肃对待的问题。尽管气候变化经常和旱灾、饥饿联系在一起，但新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却时断时续。《波士顿环球报》、《大西洋月刊》网站前任编辑、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在路上》的资深制作人温-斯蒂芬森在《波士顿凤凰报》在线板块刊载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总结道：气候变化这一主题很少被新闻业当做要点，但却经常被当做是有关特殊利益的话题，被当做是一个“问题”，而非“存在性威胁。”
即使是现在，当谈到气候变化，新闻业仍然不会饶有兴致。但是，却召集多位气候变化专家和否认、怀疑气候变化的人之间展开讨论，来证实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客观性”。
一旦提及到金融问题，新闻业在那些年里很少觉得有必要提出异议。现在，谈论到当今的重大课题时，新闻总是不断保持超然状态。两位英国学者在研究了从1988年到2002年刊载在美国顶尖报纸的636篇谈及气候变化的文章后发现，大多数文章对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和科学家的共识给予同等关注。
如果说报纸对气候变化这一主题的关注另我们失望的话，那么电视新闻对这一问题的忽视程度更甚。除了2012年的天气纪录之外，新闻部门对愈演愈烈的风暴、干旱、森林大火及其它恶劣天气事件，北极冰帽的逐渐消失，格陵兰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层消融等问题保持缄默。周末的脱口秀也主要关注华盛顿和和谐的公共生活，并未提及气候变化这一主题。
去年，一个称作媒体事务自发组成的研究小组称，“周末脱口秀谈论气候变化的时间不到8分钟；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只有5分钟；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在气候变化这个话题上花的时间最少，只有6秒。在这个话题上，大多数政治家总会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故事为例，例如当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称，全球变暖只是美国广播公司《本周》中的”纯粹的科学”时，却未引起质疑。周末脱口秀谈论气候变化时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是播放共和党人批评那些支持努力解决气候变化的言论。4年时间里，周末脱口秀从未提及过任何一位气候变化专家。”
新闻业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限制了新闻的报道内容，媒体公司加大对商业新闻的报道，是为了在发行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创造利润，笔者认为根本不是这回事。为什么当发现名人这一主题的成本低、收益高的情况下，报刊还要投资监督政府的监管机构？同时，美国最好的环境报道也很热门。在1月份，《纽约时报》的管理层决定关闭其环境新闻报道小组，解雇了两位环境新闻编辑，将5名环境新闻报道记者调到其它部门。这样的举动怎么能不使渴望在环境新闻采写方面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记者朋友们感到气馁呢？
新闻业在气候变化这一主题上令人失望的表现，迫切需要新闻从业人员作自我反省。关于新闻构成要素这一问题，如果记者和编辑们总沉浸在自己想当然的假设之中，这样对他们有益处吗？是时候回顾一下新闻惯例了：有价值的新闻必须是独立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冰川融化听起来很无趣)，必须注重有报道价值的数据，处理上应注意平衡(例如：有人说地球是个球体，其他人说地球是平的)。
新闻写作时要遵守以上所有惯例，但规则可以被打破。看看这个在飓风“桑迪” 淹没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大片区域时，彭博社的《商业周刊》给出的新闻标题多么恰到好处：“蠢货们，这就是全球变暖。”朋友们，加油吧：你难道真不能找到方法来使人们注意物种灭绝、饥饿的传播、愈演愈烈的旱灾、沙漠化、水灾、风暴等等问题？在你的报道中，难道找不到与这些问题的丝毫联系吗？
如果说让摇摇欲坠的新闻业来处理由我们自己腐化、假公济私、目光短浅的企业造成的问题有些不公平或很幼稚，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的话，那我们仍要努力使现有的报刊杂志感到难堪。
网络上做出的努力也会起作用。一家名为“Inside Climate News.org”的网站获得了普利策国家报道奖，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仍然有数千万读者依赖旧的媒体，例如直接观看谷歌、雅虎和其它聚合网站。考虑到风险，我们不能满足于怀旧或者回归，或者祈祷新技术将是补救措施。回味《女友礼拜五》、《总统班底》、《广播新闻》等旧的节目形式固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更重要的是，记住当年美好的日子并不是完美无缺。新闻业从来都不会大而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