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6日，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将迎来他的90岁生日。在上个世纪叱咤于全球政治舞台的领袖人物中，李光耀是唯一仍在积极发表政见的一位。
即便卸任总理已20多年，李光耀从未停止对于新加坡命运与世界局势的思考。3月20日，他出席渣打银行论坛时还在说新加坡的立国根基:“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在于手握资金的人或机构对我国的信心，这份信心建立在稳固机制、健全政策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
新加坡模式既不像资本主义，也不像社会主义，因为李光耀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面对生存危机，他带领新加坡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发展路线。理想主义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手段，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目标、资本主义的方法构成了李光耀施政的基调，引领这个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文明。
新加坡的水故事
学习新加坡，首先要读懂新加坡，读懂新加坡的水故事。
虽然雨量充沛，但新加坡仍是一个缺水国家。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新加坡的淡水供应主要依靠马来西亚跨海输送。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从马来半岛大举南下，首先切断了新加坡的水源供应，令英国守军陷入恐慌，不战自溃。这一不幸事件，深深印在李光耀的脑海里。没有稳定的水供，国将不存，遑论治理。于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1961年和1962年，新加坡先后与马来西亚签订了两份分别长达50年和100年的供水协议。
时过境迁。尽管第一份供水协议已于2011年8月31日终止，但是在新加坡国内再也引不起多少恐慌。历经近50年建设，新加坡的淡水已经从单一依赖邻国供应转变为国内集水、海水淡化、新生水、外来水供“四管齐下”的多元供水体制，彻底告别了淡水奇缺的“战略弱点”。
3月22日，世界水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朋云集。他们是为出席《新加坡水故事》一书的发布仪式而来。这本书由三名国际权威水资源专家撰写，描述了新加坡从独立时仅有三个蓄水池，发展到现在自给自足并成为全球水技术、水产业领先者的过程。
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部长维文在发言中表示，水资源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把政治处理得当需要领导者有坚定的政治决心、非常明确的目标、综合的办事方法以及实现愿景的能力。把经济处理得当，就是要为水资源定下合理的价格。”
在第一份供水协议到期之前，新马两国曾为供水价格调整问题陷入长达十年的争执。这种被卡脖子的滋味大大激发了新加坡政府发展新水源的决心。新的水源中，首先引起注意的就是“新生水”。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便开始研究废水再生的可能性。然而，因为技术不成熟，首个实验性废水再生处理厂在1975年由于被证实不符合经济效益及不可靠而关闭。1998年，环境部和公用事业局重启炉灶，在勿洛兴建新生水厂。2000年5月，水厂开始运作。这期间，新加坡水务管理体制酝酿着重要变化。以前公用事业局不仅管饮用水，还管电和煤气。从2001年4月1日起，该局从环境部手中接过了管理废水和排水系统的任务，同时将电、煤气管理的职能转移出去，从而实现了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循环的全盘管理。自此，新加坡的水务事业走上了集约高效的专业化发展道路。
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PUB的企业化运营模式。登录PUB网站，可以很顺利地下载PUB的年报。这个年报中有详尽的财务数据，非常接近企业的年报。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上一财年数据显示，PUB全年运营收入10.376亿新元，非运营收入2600万新元，还有来自政府拨款收入1.99亿新元;运营支出10.371亿新元，财务支出1.08亿新元，上交政府公共基金和税收2020万新元。总体算下来，净收入为9730万新元。
不过，PUB并非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普通商业企业，它还是水政策的制定者，而这个水政策的目标恰恰是要促进人们节约用水。PUB相关图表显示，自2004年开始，新加坡家庭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逐年下降，从2003年的165升下降到2011年的153升。在全球大城市中，这属于较低的用水量，也低于中国城镇的平均用水量。在节水方面，PUB采用了“10公升挑战”、“水务自愿小组”、“节水标签计划”、“强制安装双档式低容量马桶”等措施，当然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利用价格杠杆。
为了让民众养成节水习惯，从2000年7月1日开始，新加坡对家庭用户实行首40立方米价格每立方米1.17新元，超过40立方米则提高到1.40新元。对于非家庭用户则一律采用每立方米1.17新元的价格。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尽管自2000年起，政府一直没有提高过基本水价，居民的日均用水量从2004年至2011年却下降了12升。
PUB的运作实践表明，如果找对路子，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的。（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