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歌是以我们的国语马来文唱出的。对大多数不谙马来文的国人而言，尽管你我会跟着旋律一同合唱Maju-lahSingapura，但是对于歌词的内容及含义，却是认识模糊的。
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信约》则耳熟能详。学童时代每天一再反复诵读，字字句句已经深深刻印在每一个青少年的脑海里
"The Pledge: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信约：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这短短的38个英文单词及51个华文汉字铸成的我们的《信约》，文字庄重朴实、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建国理想，体现了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种族国家的目标，同时也寄托了每一代国人同胞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期盼和懂憬。
《信约》成了我们国人世代相守、愿意用宝贵与尊严的生命，去维护和捍卫的共同价值观。
建国历史是一本怎样的书
一个国家的建国历史就好像是一本厚重的大书。笔者时有遐想：岛国的短暂而年轻的历史，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到底是一本怎样的著作呢？它是一部具史诗性的小说，还是一集壮怀抒情的散文，抑或是一卷蕴意深远的诗集？
不同的故事适合于采用不同的体裁来叙述。而作为这本大书的执笔者叙事的风格，与其观照历史的方法与角度，以及个人的叙事风格与情怀操守，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本巨著的基调与内涵。故事叙述撰写者的个人性格，多少注定了这本著作的性格，亦即被叙述国家的性格特征，建国四十多年，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人民的生活水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国人的艰苦卓越的共同奋斗，在短短的一代人的光景里，岛国经济从一个单一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货物航运中转地，一跃而成了横跨东西方、纵连南北两大经济体，拥有多种综合服务产业，名列第一世界的主权经济体。
我们的决策者更是以善于策划、良于精算而闻名遐迩。我们无数掌握专业技能、训练有素的高级公务人员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各自的专攻领域一个个俨然是弈棋高手，举棋若定，每一着棋路，必然对接下来的五步心知肚明。举凡经由我们的精英团队操作与筹划的大大小小的经济举措、投资策略，既不乏近谋，也毋失远虑。
迷恋于世界排行榜上的排名
与此同时，不知从何时起，岛国社会愈来愈迷恋于自己国家在林林种种的世界排行榜上的排名座次。对于我们，世界第一是与有荣焉；具名第二就像是关羽败走麦城，那几乎等同于竞争失败、渗遭淘汰；如果万一不幸得了第三，更无异是名落孙“三”了。在种种物质竞赛中，我们的团体屡获佳绩；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显得很苍白无力。
从过去的报刊史料可以得知，在旧殖民时代，黄色文化等等颓废思想，充斥了我们城市的后巷。外埠涌来的众多苦力，为谋生计而苟苟营生。殖民政府当局囿于一介私心与成见，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民众，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情感距离。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后，我们自己的政府试图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在“四小龙”经济骄人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新儒学”兴起，俨然成了当代显学。
我们的国家领袖不厌其烦地抓住每一个在国际讲坛上的机会，给全世界上课，孜孜不倦地鼓吹和维护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曾经有身在台湾的朋友笑话我们是落根南洋的华侨，固执而偏爱说教，常常自称是亚洲人民的代表，向西方世界作训导。
作为历史的后来者，笔者常常怀着崇敬和尊重的心情，去诵读前人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下来的历史篇章。那是一个充满了英雄主义浪漫色彩的时代，不乏血雨腥风的悲壮、壮士仆街的激烈场景。前辈们那种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个人财富，抛离安逸的家庭生活、乃至自身生命的崇高献身精神，实在令后人为之钦佩，让今人心灵受到震撼。
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在所谓的新加坡政治民主选举时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2011年大选过后，岛国社会一下子就像是被不小心打翻了的潘多拉盒子，各式各样经济犯罪、性犯罪、贪污、贿赂、欺骗等等腐败堕落的案例频频曝光。一向行事低调、为人朴实的民众，被突如其来的暗流狂潮所冲击，明显感到有点儿措手不及、应接不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众多个体人物的以身试法，折射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状况，暂且不论目前呈现于国人眼前的是否只是冰山之一角，单从业已披露的案情来看，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高官，还是民间的宗教领袖，抑或是专业人士，他们都曾经是我们教育制度制造出来的精英人才，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一些看似无虞、常引以为自豪的制度，存在着值得深入检讨的盲点与误区？
谁关注社会精神层面的提升
我们的精英教育，在为国家制造了济济的经济建设人才的同时，也为我们社会分隔出了几许无谓的界线。就像在这个社会有高薪收入者和低薪劳力的不同，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与非成功人群之分，我们的社会也有heart-lander和globaltrotter之分野；有人被冠之为stayer，也有人被封为quitter；我们有邻里学校培养的普通源流的大众学生，也有在百里挑一的特选名校里自我期许颇高、自我感觉特好的学业超优等生。
岛国生活环境的逼仄与自然条件的匮乏，激发了我们充分掌握有限资源、注重金钱投资的重要性。我们不断努力追求资产的增值；上至国家层面的政策计划，下至国人对个人自身前途的谋划，无一不在其后隐隐呈现了一种怕落为人后的恐惧。于是，我们众口一心的提升，是着眼于自己居住产业市值的提升，是着眼于个人学历文凭的提升，是着眼于企望私人工资收入的提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有关提升的课题，是关乎我们社会的精神建设层面的呢？
当回头背诵我们的《信约》，凝视我们共和国国旗上那象征着民主、公正、和平、进步与平等的五颗红星时，不觉让人惊叹：我们前辈描绘的奋斗目标，仍然是我们今人需要继续努力而实现的愿景。这建国四十多年的路途，以物质的尺度丈量，似乎我们离目标接近了；然而用精神的尺度来衡量，不敢说我们是在后退，那也委实没有前进多远。
工于心计，拙于大道
有人说，往事如烟。回眸历史，有时徒然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凝视现实，臆想充斥的主观论断，掌握了话语权的强势声线，有时还是让人不免噤声，转而求之于内。
吾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改变历史的大时代。但是，后人的少不经事，是不是就是不能参与对历史解读的一个充分理由？年青，没有把人间世事当作理所当然的权力，但也不该是被剥夺思考与发问权力的原因。人类向善的力量，上下求索的精神，似是神启，实为人性光辉之所在。
社会偏见是禁锢自由心域的监牢。物欲熏心、人欲横流的世道，摧残了多少阳光健康的心灵。在物质世界无往不胜而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刻板的日常习惯，使人们工于心计巧算，拙于大道人心，一路走来，我们过于倚重专才的建言，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唯利是图。尽管，这利是关乎一国社稷民生之利益，远非中饱私囊、满足个人私欲的贪腐，固然令人激赏；然而，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无奈。
我们的现实处境逼得我们多少有一点儿像一句歌词里唱道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央。
另一方面，人类的思想是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是用人类独创的语言文字来承载的。著书立言，除了体裁与叙事风格之外，叙事者所采用的书写语文，也是直接体现国家社会历史性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加入人文的精神理想之光
有趣的是，一直到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本区域的华族同胞对掌握马来文的热忱从来就不曾减弱。当年我们的社会也有所谓融入的课题，那是新加坡各族民众如何更好地融入马来亚社会，怎样从侨生“新客”蜕变成“土生”主人的过程。这是在反殖民运动高潮迭起时，社会大众自发自动地当家作主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华语及马来语，在我们社会，原来就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一直是贴近人心的民间用语，是巴刹语言，是市井小民的口头用语，更是传承母族文化生命力之血脉。
而从1987年起实行的统一国民教育政策，使得除了几间似凤毛麟角般稀少的特选学校以外、所有全国的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用语一概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无庸置疑，这是一项实事求是、奉工利商的语言政策，也是一个多元文化小国政治正确的恰当举措。但这作为工具语言的第一语文，虽有官方语言的强势，却不抵抚慰人心的母语来得亲切贴心、慰人心腑。
可惜的是，在语言政策一刀切的情势下，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进而被我们的社会边缘化了。语言的隔膜制造的份外之感，那是春江水寒鸭自知的苦衷与愤懑。而由此引发的后代国人对中华文字与文化的冷漠与隔阂，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这已成了覆水难收的事实。
于是，在我们政府与民间的某些互动层面，有时会出现如此的景象：为民者，低调沉默；为官者，口若悬河。不过，近期岛国种种事态的发展，多种声音频道的崛起，伴随着国人政治冷漠感的褪敏，国人在语言上的雄辩能力，也与岛国政治生活中呈现的新常态相映成趣。
这也许该归功于我国语文政策的成功。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共和国建国47岁生日在即，我们现实的步伐踏在历史的巷道上，脚步声没有传来空谷回音，反而却时而显得沉重、时而步履蹒跚。
一位在前英人治辖下的香港曾出任中国中央政府驻港要职的中国官员，在离职时曾经心有感触地说过：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我们那已年过不惑、几近知天命之岁的狮城岛国，又何曾是一本让人轻易读透的书！
历史不是文学，既非小说演义，也非散文诗篇；历史更没有假设，没有重新再来的选择。当国庆日游行庆典的焰火点燃岛国滨海市区的夜空之时，多么期望我国务实的性格色彩里，能加入一些人文的精神理想之光。
作者：章良我 工程师
（原载于《怡和世纪》第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