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30日，第46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文莱举行。随后，还将连续进行东盟—中国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东亚峰会外长会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
30日会议开幕当天，菲律宾代表团的成员便在会场散发声明。声明以外交部长名义称：中国在南海“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策略威胁地区和平”，其所指的军事化地点正是黄岩岛和仁爱礁。
事实上，近些年中国在处理岛礁争端中的表现给人的感觉确与以往略有不同。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三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给读者做一番深度解析。
“菲律宾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南方周末：仁爱礁近期再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中方也再次明确要求菲律宾尽快撤出，怎么看这一事态发展，当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金灿荣：本质就是菲律宾在仁爱礁问题上单方面改变了现状。1999年，菲律宾让一艘军舰在仁爱礁“坐滩”，中国本着顾全大局的思想，提出了交涉，但没有赶它走。
但菲律宾今年早些时候加大了在仁爱礁的动作，包括试图修建固定设施，中国对此必须予以反击，派海监船进行包围就是一种反击，只允许菲律宾继续运送食物和水等物资给留守船员，用作其他用途的水泥等物资一律不能通过。
南方周末：您提到中国顾全大局，这大局具体指什么？
金灿荣：大局就是中国希望跟东盟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由此形成了东盟10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与中国进行领导人会谈的东盟10+1机制，跟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稳定本地区局势。
南方周末：有可能寄望东盟对菲律宾施加影响么？
金灿荣：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希望东盟介入，中国希望一对一寻求解决方案，就具体的问题跟另一个国家一起解决。
南方周末：菲律宾的举动让人想起博弈论提到的小步走策略，每一步看上去很小，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事情发生质的变化，更不好处理，中国在仁爱礁会不会遇到这个情况？
金灿荣：这倒不会。因为中国始终控制着局面，而且，从现在能看到的照片分析，那艘船估计再过三五年也会自己垮掉、解体，由这艘船坐滩而引发的仁爱礁问题也会随之过去。
南方周末：通过一艘军舰的坐滩或类似举动，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占领，菲律宾这么做，此前有没有先例，情况会怎么发展？
金灿荣：类似情形以前主要发生在1960、1970年代，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海军还走不远，一些国家就曾采取过这样的举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在一点一点地将他们赶出去。尤其现在，中国比看上去的还要强大。依然敢于（用军舰坐滩方式）这么做的，也就只有菲律宾这一个国家。
南方周末：在菲律宾身后有无美国因素？
黄靖：这两年尽管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上挑起了一些对抗，但关键时刻（美国）并没有支持它们，这除了让有关国家对美国有点失望，也让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可信度损失了不少。
这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正试图通过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凸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主导地位，却不料它的“再平衡”一说首先造成了对抗的趋势：不仅中国认为美国在挑衅，还让亚洲国家感到紧张，不得不选边站。但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明确表示不会选边站。澳大利亚最明显，用白皮书说明。这让美国意识到自己这个“再平衡”再不做点工作就难以为继，必须增强亚洲盟国对美国的信心。
另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第一次对自己的周边形势有了主动权；以前，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中国应付别人制造的局面，人家制造一个形势，你去应对，现在不同了，以前是别人给中国做局，现在是中国可以给别人做局。
“南中国海，主要是中国和越南的问题”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日本、菲律宾、越南与中国的关系？
黄靖：当下最有可能跟中国对着干的两个国家，一是日本，一是菲律宾。
日本这边，安倍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明显，不但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韩国感到紧张，美国也不好过，因为这样下去只会让二战以后的秩序受到损害。
因此，美国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反对日本提出的国有化政策；第二，钓鱼岛是有争议的，不是明确的。日本的想法是，只要没有争议，那么一旦出事，美国就必须按照日美安保条约来协防，但如果有争议，美国就没有这个义务。
当然，安倍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他以前是想借助民族主义情绪当选，现在发现他不需要这种情绪了。
至于菲律宾，我认为那是表面强硬，实际上相对容易解决，南海的大问题在越南。
越南几个具有开采价值的大油田，都在中国九段线的核心地带，而且越南渔业占GDP的7.8%，跟中国的情况很像——可以说，在越南这边，牵涉的都是要命的东西，所以越南最难解决。
越南和中国一样，担心领土争议在国内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你看每天组织越南反华示威的人都不在越南，都在巴黎或纽约等地，越南政府对游行者也有三个规定，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规定人数，不准在高峰期，不准在闹市区，人数不准超过300或500，超过就抓，像2013年6月2日就抓了三十多人，
越南也明白有人在调拨与中国的关系。中越可以合作，比如合作开采石油，但当下最麻烦的是越南老想把外国资本引进来，想用这个跟外国做政治生意。
王赓武：南中国海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越南的问题。
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非常特殊，两个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越南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史料等等，根本就是来自中国的，两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相同的。两国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再没有其他任何两个国家可以这样了解对方，其中的矛盾也是非常特殊的：他们知道自己都有华人血统，跟中国有密切关系，跟华南地区的人根本是一样的，却又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民族，他的民族认同是在越南。
因为两边的人实在太相同了，所以就要分得特别清楚——中国第一条国界，就是宋朝跟越南确定的，当时越南建国，安南独立。中国其他地方是没有国界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界，而是可以来来往往，是可以变的，变了几十次的都有。但这一条国界一千年来就没怎么变过。
从这个角度说，中越关系不是新课题，而是持续了一千年的老题目。与中国相处，越南的领导人已经很有经验。一方面，党与党之间好得很，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有矛盾，分得很清楚。见面都说同志，但办事就很认真，分得很清楚。
南方周末：美国和日本也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黄靖：在美国人眼里，安倍就是陈水扁。前不久，韩国总统和安倍先后访问美国，你看美国对朴槿惠是什么待遇，又是晚宴又是国会讲话，莫大的荣耀啊，安倍连晚宴都没混上，奥巴马就是不给他安排晚宴，用餐都很简单，本来安排的记者发布会也取消了，安倍在美国要讲话，也被美国安排到一个二流的智库战略中心去了。这跟韩国的接待标准有天壤之别，日本人很气愤。
怎么看日本？可以说，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然生活在1945年阴影里的国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独立权。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写的。当然，日本依附于美国，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日本的政策是只要把美国伺候好了就好，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但随着世界由单极向多极发展，美国从唯一一极变成其中一极，这就形成几个问题：第一，美国作为多极中的一极，它的利益不可能跟日本完全重合，美日两国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届时美国肯定要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第二，如果世界向多极发展，中国是老二，美国是老大，现在包括老九老八比如俄罗斯和印度都自成一极，偏偏日本作为老三却不能成为一极，你说日本能不难受吗？第三，从国际关系看，一个依附于日本的美国，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因为当日本依附于美国，美国就会有意无意地把日本当作棋子。比如，因为朝鲜半岛局势，中美在钓鱼岛是有妥协的。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美国，所有想要解决日本问题的高级官员，上任后都是先到北京再去东京，而东京是美国的盟友，他们本该先去东京。
可以说，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凸显了美日这个并不平等的同盟的结构性问题。日本为了自身利益，想要改变这个同盟的结构，取得平等的地位，这首先要求日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也将是一个亚太问题。
美日关系的变化，对亚太的安定有根本性的影响，远远大于中日关系的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还有很多课没有上。日本谋求成为独立国家的努力，要想得到各国的理解，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日本必须正视历史；二、重新认识和定位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位置，承认自己是老二；三、与亚太主要国家比如中国、印度、韩国保持正常的关系，不能作为美国的依附国来发展。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去争取自己的正常化地位。
真正的大国，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
南方周末：怎么评价中国当前的军事外交发展趋势？
黄靖：我一直说，“为大国者，不自败，胜”。真正的大国，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只要你不自败，你就是胜者。中国要切记这一点，要以王道治天下。这就是说，中国做一件事情是因为应该这么做，不是因为有能力这么做就去做了。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开始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有了主动权。正因为有了主动权，更要谨慎从事。一个大国制定政策的标准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不外乎两种：一是霸道，我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我的能力，我有能力打你，于是我就打你；一是王道，我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不在实力，而在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准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应该这么做。
你看美国15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如果制定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在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基于国家的利益，就会把自己打败。
南方周末：您认为中国军事外交应该变得更积极主动，具体有什么建议？
王赓武：中国要学会善于交流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香格里拉对话”为例，中国军队应该安排更多英语好的人来，来了以后多说话、多沟通，这非常有必要，这就是软实力，要的就是聪明、圆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你不说话或者说得非常简单，就会出现误解，人家就会去听其它国家的声音。
黄靖：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周边形势有了主动权。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却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有利局面来得太快，而中国又处在领导人更替的特殊时期，没有充分准备，并适度地把握机会；二是周边国家也不适应，以前大家习惯跟着美国的调门走，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行为模式，现在发现美国人要撤，中国人起来了，而中国跟美国相比，不管是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都不一样，容易产生恐惧感，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有副作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就很值得赞赏，他说中国要有大国之风，要讲义，不要讲利，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所谓大国之风，其本质就是大国的行事要有准则，要树立榜样，而不是我的胳膊比你粗，我打你两拳，你也没有办法。不能这样。我认为中国领导层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会说大家一起和平发展，这就是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南方周末：怎样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黄靖：从二战以来，到后来的朝鲜战争，美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真理：美国在亚太出了任何重大问题，要稳定，就不能单独跟对方寻求解决，而要找伙伴。研究美国的亚太政策，这是一个准则。
但现在美国要找帮手，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中国，一是日本。对美国来说，日本是可控而不可信，因为两国之间的战争，到现在美国还是不信任日本，要把日本控制得死死的。中国是独立的，而且越来越强大，在美国看来是可信而不可控：中国说话算数，有信誉，但美国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实上，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中美形成前所未有的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从此，凡是中美之间的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货币、贸易平衡、环保等等，同时，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也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零和游戏，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的。
问题在于，中美两国由于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意识观念都不一样，不可能达成战略互信。加上中美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就是国内政治的高危期，迫使两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对外政策要服务于对内政策，于是对外政策就不可能稳定，两国关系更不容易处理好。
要想稳定两国的关系，只有走制度建设的道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制度性安排，确保双方能保持交流沟通，妥善处理冲突和争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要往这个方向走，用制度方式克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用制度方式发扬光大共同利益，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关系稳定下来。
随着中国的发展，局势实际上是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凸显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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