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通信和新媒体学院助理教授乔戈斯·契里欧提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加坡政府过去对网络管制采取“轻度监管”的方针，除屏蔽一小部分包含淫秽色情内容的网站以外，并没有对网络进行主动监管。但新加坡政府已意识到，网络比大众传播媒体更难监管，但只要遵守《互联网行为准则》中特定的指导方针，网络监管并不是问题。
在新加坡，如果媒体发展管理局认为某项报道内容不当，新闻网站将像传统媒体一样必须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予以删除。该规定在新加坡引发过广泛讨论，也有一些人集会示威，认为政府是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乔戈斯说，新加坡已形成一种“自我审查文化”，比如对公众演讲存在诸多限制和控制，但让一些人现在向网络赋予的更大言论自由权作出妥协，“总是会很挣扎”。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看来，该规定和手机Sim卡实行实名制类似，都是为了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由于无法保证每个网民所表达的意见都是理性的，如果不实行一定网络管制，个人言论自由表达超越一定界线，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一名高级行政人员不久前因为发表嘲笑其他种族的言论，被开除公职。
对于打击网络谣言，新加坡政府则异常严格。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专门履行网络信息管理的职能，对影响种族和谐和国家安全的言论进行审查和屏蔽。如果发现网络谣言，该局会适时查处，轻者罚款，重者可能面临诽谤罪的起诉，甚至要负刑事责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曾有一名新加坡学生在博客里发表文章攻击老师，由于这名学生是未成年人，当局最终下令对其予以社区服务的惩戒。”陈刚认为，中国对网络谣言监管的法制化程度不高，缺乏针对网络谣言管制的强有力部门。他表示，“当几个部门都负有监管互联网的职责时，政出多门反而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环球时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韩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