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好，李部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新华网的采访。现在中国非常热的一个议题就是城镇化，您觉得新加坡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李奕贤：城镇化从我们的观念来说主要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硬件的造房子和基础设施这些，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软件的这方面。所谓软件就是怎么样设定一个管理的系统，从开始怎么样做规划、怎么样去执行，这两个要配起来确实不太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硬件和软件在设计上、在运行上不怎么协调的话，会造成很多浪费。
我们在会议里面就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评语，就是说在发展过程中怎么样做得更环保、怎么样能够更节约资源。
当然，如果只是发展一个城市，那情况好或者坏都有一定的限度，但如果像中国一样数百个城市的话，大小城市的话，它所造成的这种增加的好处或者造成的损失可能就是成倍的。
所以新加坡在1994年的时候和中国的江苏就启动了苏州工业园，其实它是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2008 年两国政府又启动了天津生态城，除了这两个大规模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我们与中国其它省市政府也有很多合作，比如广州、成都、日照、济宁等。我们希望把新加坡的一些发展的经验能够跟当地的政府共享，让他们参考。
记者：十八大以后，新领导班子上任，您觉得新领导班子上任对新加坡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些机遇？
李奕贤：其实新的领导，比如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还有包括多位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地方工作时就与新加坡开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中方领导比较熟悉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和我们企业的实力和作风。
我相信在新领导的领导下，我们两国会有更密切的经贸合作，甚至是包括文化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记者：您刚才所提到大家所熟知的苏州工业园等，新加坡今后希望在中国发展的新项目和原有的这些项目有什么创新和不同吗？
李奕贤：根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统计，去年新加坡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流入地，新加坡长期以来在中国累积的投资就有接近550亿元美元，超过23000个项目，以往投资的内容主要还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开发。我相信以后根据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根据新加坡的实力，我们以后的投资可能会更倾向服务业。服务业就包括了比如金融、保险，比如说会计、律师、高科技的一些软件开发等等。那么这些方面我相信新加坡的企业本身也会比较积极地去开放。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国内的市场能够继续开放，因为到目前为止，一些行业还是比较受到保护，所以外国的服务业要到中国去还是面对着一定的挑战。但是我对于以后我们新中两国合作，包括服务业的投资还是抱乐观的态度。
记者：刚才您提到服务业的发展，现在中国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服务业的私企参与到这个发展当中来，这个大趋势对新加坡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会？
李奕贤：其实中国一直以来都希望私企或者民营企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系，所以如果能够把服务业发展起来，这个民企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但是发展服务业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不像是一间工厂的投入，有投资、有设备，做五六个培训就可以投产了。而服务业的人员培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而且他可能要改变包括教育制度上的调整，比如大学念的是什么领域，以后就出来做一个什么相关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调整。
所以要发展服务业有比较长的时间，人员培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新的行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起步，所以我想最主要的还是适度的开放，引进国际先进的企业和一些国家，同时要有力地开发大专学府，把培训好的适度的人才投入到相关的管理。
记者：在您看来在新加坡与中国经商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李奕贤：最大的差异可能就是一个规模的问题吧，因为新加坡很多企业在了解中国的很多数据都要加上至少三个零。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比想象中、比我们习惯中更大的市场。
第二，中国的市场也是很多元化的，区域性很强，所以有时候去一个地方所得到的某种印象或假设不是那么容易去延伸到其他地区。所以这种地域上的差异也是新加坡企业得适应的。
第三，就是文化的差异。虽然中国对外开放30多年，很多区域城市的商务惯例和做法都比较接近国际的做法。但是越往内地走的话，他的理念和做法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与沿海城市还不太一样。像文化上要怎么去了解当地人的做法和想法就得花时间。
所以总的来说，新加坡企业到中国去还是经历过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可能新加坡企业到中国去的时候交的学费可能还会比较多，现在还在中国市场运作的企业应该赚钱的还是比较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记者：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好，很高兴李部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