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13日

    傅海燕:新媒体使得国家管理更具复杂性

    新加坡,面积697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1/10强,人口约530万人,但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2051美元,位居世界前三。

      自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以来,几十年来这个小国一直是官商学各界乃至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对象。“新加坡模式”,尽管对于其在中国是否行得通尚未经过严肃的辩论,但仍得到无数中国官员热捧。

      8月4日至10日,应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的邀请,南方日报记者随“第七届中国新闻工作者采访团”访问了新加坡。其间,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接受了记者采访。在她看来,新加坡模式也并非那么容易模仿,遑论复制。

      南方日报记者 龙金光 实习生 邹小玲 发自新加坡

      生活水平已提高可持续提升将成为挑战

      南方日报:新加坡以傲人成绩赢得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借鉴。在你看来,新加坡经济奇迹背后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傅海燕:我们不敢说是一个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几十年的努力成果。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从外来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能确保他们的投资获得稳定回报。此外,严格的法治和深厚的法治信仰是新加坡不同于传统华人社会的最大特征。

      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同样是市场经济。市场规则非常透明化,不论是本地商家,还是外来投资者,都是平等地竞争,就减低了很多投资成本。

      南方日报:今天,新加坡是否同样面临成长的烦恼?挑战是什么呢?

      傅海燕:新加坡面临的挑战真的有很多。比如说土地面积,建国初期只有不到200万人口,如今有500多万。这要求我们在土地利用上做好文章,如工业区的土地要用来做哪些开发,都要非常明智地去选择。在过去土地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接纳多样化的工业,但现在越来越需要有选择性地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现在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人均GDP5万多美元。但如何实现可持续提升,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目前,外劳和移民政策都在紧缩,我们也必须保住投资者的信心。这需要新加坡政府提升能力,吸引到更多的投资。

      此外,贫富悬殊同样是新加坡面临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调整治国方略,建设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为不同群体带来更多福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南方日报: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以及反对党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和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而新媒体的崛起,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加坡如何应对这些更趋复杂情形?

      傅海燕:新媒体是一种打破传统社会架构的媒介。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怎样去领导和管理一个国家,当然更具复杂性。

      各种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团体,他们有更加复杂的需要和诉求。在建国的时候,大家只是向往有得吃有得穿,希望下一辈的日子比上一辈好。现在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比较多元化了,比如有些人要保护动物,有些人要保留传统。现在有更多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去聆听,需要我们去照顾到,所以变得更加复杂,也需要更多的平衡。

      议员每周拿一天听取选民对工作的意见

      南方日报:你们会对新媒体实施管控吗?

      傅海燕:在对媒体的管理方面,首要是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对社会负责。我们最近就出台一部法律,要求新媒体做新闻报道时需要受法律的管制,要负责任地去求证新闻的真实性。如果发现做了不正确的报道,政府通知你这个报道是不正确的,那新媒体有责任在24小时之内把报道拿掉,还要面临5万新元的罚款。

      南方日报:人民行动党以“精英主义”为号召。那么如何防止精英政府跟普通老百姓有脱节的可能性?

      傅海燕:我们本身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在执政方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方式跟老百姓沟通。譬如,新加坡国会议员(包括总理在内)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接见选民,处理选民的帮助请求,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忙到深夜很正常,所处理的也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另外,在新加坡国会网站上,议员们都公开联系方式,以期为有需要的选民建立沟通渠道。

      此外,我们有很多的会谈,一个月会有四五次,跟各个团体包括学生代表、妇女组织、商会等沟通。一方面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对政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机会更好地解释政策和看法。

      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国会辩论。新加坡议会有反对党议席,可以形成有意义的制约力量。事实上,人民行动党的议员也会对一些政策提出不同意见。

      上述辩论、讨论都是希望通过不同渠道让国民对执政问题有更深的认识。而且这些辩论、讨论都可以在媒体上看到。

      南方日报: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正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冲突源。新加坡是否也面临这些问题,如何处理呢?

      傅海燕:新加坡也会面临类似的事件,比如居民也会有反对的声音。我认为解决的方法可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是做好规划。我们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污染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应该在哪个位置,预先把规划做好,同时我们在重工业和轻工业上会做一个分类。如果规划做得好的话,反对的几率和声音就会小。

      第二是在管控方面。在建造初期我们就要求投资者将清洁设施等计划在内,在运作时我们也会定期地去检查,并让信息透明。新加坡有5个空气检验站,每小时会发送一条短信给我,显示现在空气污染指数。

      总之,信息要透明,快速让居民看到。国民相信空气测试机制,就会对你有信心,就会比较相信你做的事情。

      对中国的发展从来不觉得是一个威胁

      南方日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大力推进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谋取亚太经济发展主导权。新加坡的立场是倾向于美国还是中国呢?

      傅海燕:在东南亚,或说在亚洲,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仅在经济方面。新兴国家崛起时,难免会让强国有一种不平衡的心理。因为权力和影响力都是相对的,一方影响力提高,另一方影响力就会减小,这个都是相对的。

      新加坡外交的立场就是以国人的利益出发,尽量做到多方沟通和了解,同时希望中国在崛起时能够继续地保持区域和平。这是我们主要的期待。

      南方日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傅海燕:我们从来不觉得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威胁。中国在各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国家都非常了解。从贸易上来说,很多国家都要跟中国经商,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如果做一个各国贸易排行,至少有120多个国家都可以列中国为第一进口国。能进口中国产品提高自己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同样,产品出口到中国也给出口国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

      此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大家还很关注一个新兴国家怎样去处理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关系。

      南方日报:我们看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很多是工业园模式,将来是否会有新的合作模式?


      傅海燕:从政府与政府的合作来看,目前的确是局限于工业园区的合作。不过,天津生态城和苏州工业园区看起来是相似的,但其实是不一样的。苏州工业园主要是强调怎样把环境打造成一个有利于经商的环境,所以当时的项目内容很多是从税收、经商、城市管理等方面来制定;天津生态城已经开始考虑到如何在经济和生态及社会管理等三个方面来取得平衡,比如怎样处理污水或者怎样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的问题等。

      但在企业层面,新加坡很多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很多年,而且领域非常广阔。同样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投资新加坡,领域也非常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