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计划将其中的一个侧重于大病医疗的公共保险（放心保）推向全民化和终身化，同时，政府决定为那些收入较低的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以确保他们看病无忧。
李显龙的上述改革措施颇为值得关注，尽管新加坡总人口不过500余万，但其全民医疗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堪作镜鉴。李显龙为新加坡人勾勒的2020年医疗愿景，是让所有新加坡人在需要医疗保健时，都能享受到优质和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并都能负担得起。
而新加坡不断凸显的老龄化进程，对为公共医疗提供补贴的政府财政以及医疗资源本身而言，都是一个不断加重的负担。现在，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将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从主要的大型医院里转移至更低一级的社区门诊。
新加坡卫生部公共卫生总司长王睦贵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把慢性疾病转移出去，是为了减轻负担，但政府已经承诺，未来要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所以，“这个不是政府在"甩包袱"，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确保最优化地使用医院的资源。”
为实现新加坡2020年公共医疗的远期目标，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包括构建能够将医疗护理一体化的区域医疗系统、扩充医疗基础设施、增加并保留医护专业人员，改善融资架构，以维持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系统等。
这需要李显龙政府在医疗目标、社会成本以及患者自身支付能力三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平衡点。
医保模式
新加坡是依靠政府补贴和强制个人保险来实现全民医保的典型国家。政府津贴、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以及一个托底的国家保险基金，共同构建了新加坡的医疗保障网络。李显龙刚刚宣布的改革措施，可以视为修补新加坡这张医保安全网的计划。
据王睦贵介绍，新加坡政府按照“门诊”和“住院”两种类型来为病人提供财政补贴。其中，就门诊看病而言，政府为成年人花销的50%进行补贴，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5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补贴75%。而对于住院患者，则根据病房条件，由政府提供不同幅度的补贴。
新加坡将医院病房划分为四个等级，独立、配置空调和电视的病房为最高等级的A级病房，政府不提供补贴；B1级病房，有四张床，带有空调和电视，政府补贴20%；B2级病房，则是六张病床，政府补贴50%至65%；更为普通的C级病房，政府提供65%至80%不等的资金补贴。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来选择承担得起的病房等级。
李显龙政府认为，完全依靠政府补贴，不仅不能保证财政支出，也不能促进整个社会医疗水平的提升。因此，新加坡设置了一个强制性的“个人保健储蓄计划”，以此来负担医疗成本。虽然，同样是协助患者应付住院及高昂的门诊做出储蓄安排，但与中国现行的医保政策不同，新加坡个人保健储蓄计划不仅用于个人，还可以用于其家属至亲。个人7%至9.5%的工资会被存入保健储蓄账户，当个人的保健储蓄资金超过储蓄上限，可以纳入退休储蓄。
为了应对更为棘手和昂贵的重大疾病，新加坡还建立了“健保双全计划”。这项计划是应付庞大“灾难性”医疗账单的医疗保险，也可以自由选择额外附加保险。该保险可以自由参与和退出，涵盖住院费用和昂贵的门诊治疗，如透析、放疗和化疗等。
新加坡政府还为最底层贫穷人口提供托底服务，主要工具是一个规模达30亿新元的政府性医保基金，以确保没有新加坡公民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基本医疗。
与这些政策相对应的，是由新加坡各级医院和门诊构成的等级分明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新加坡的医疗服务分为“初级”、“次级及三级”、“延续及长期护理”共三级体系。其中，初级医疗，全国有18个综合诊所，占到了全国的20%，剩下的80%为私人诊所；次级及三级医院，包括全国8家重组医院及6所专科医疗中心，占到了80%的比例，剩下的20%由16家私人医院组成；延续及长期护理的医疗机构，有30%是私营机构，其余的70%则是由志愿和福利团体组成。
随着李显龙宣布新的改革计划和新加坡2020年远期医疗目标的提出，新加坡现有的医疗体系和政策都需要做出改变。为了腾出更多的医院资源，新加坡政府希望将慢性疾病的诊治负担转移至社区诊所。
新加坡卫生部预测，到2020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将达到9%至10%；到2030年，会达到20%，这意味着各种慢性疾病都会增加，同时，老年人的住院期都会较长，这也增加了医疗费用支出。
王睦贵说：“未来我们在管理慢性疾病这方面必须要改进，现在，我们太过依赖医院来治疗这些慢性疾病，这带来了很大负担。我们希望这些疾病的治疗让更多的疗养院、社区医院和家庭护理来承担。我们正在慢慢改变，现在有些病人不需要再去医院看病了。”
但这并不是新加坡政府在甩包袱，如果按照政策的安排，新加坡政府还要增加对这些慢性疾病医疗环节的投入。此前，新加坡只为政府所有的20%的公立诊所提供补贴，但现在新加坡政府已经推出一个“社区保健援助计划”。这一计划下，即使去一些私立的社区诊所看病，也一样能够获得一部分的政府补贴。
王睦贵称：“我们每年的医疗保健预算是40亿新元。绝大部分用在政府的补贴，大概是20亿新元至30亿新元。目前，政府还没有明确新的计划规模，但政府会满足支出的。”
改善融资架构
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保险来为医疗买单的新加坡模式，并没有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而特殊的法制环境也基本杜绝了饱受诟病的医疗贿赂和腐败。这得益于包括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在内的对医院的有效控制。
新加坡中央医院是新加坡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公立医院，但采取的却是私营化运作的方式。这家医院的运作模式听起来有些奇怪：院长是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有专门的首席财务官；没有股东，但却拥有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大都由一些退休银行家以及一些非营利性机构的人员构成；可以营利，但新加坡中央医院同时也是一家政府提供补贴的医院。
8月22日，新加坡中央医院首席执行官洪聪来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新加坡中央医院最低级C级别的病床有88张，是政府提供补贴的，按照病人和手术的不同来进行补贴。但同时，政府也允许通过一些高级病房和服务进行营利。我们有非常现代化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方法。这个与外界的公司运作和公司管理几乎是一模一样。”
在新加坡，类似这样的医院并非仅此一家。这需要政府对医院开支的有效监管，洪聪来说：“政府会经常查我们的境况，手术的情况、就诊人数和案例等等，政府都有规定。政府部门还会核查是否动用了政府基金，是否真有这个病人。”
新加坡中央医院需要一个专业的财务团队来控制收支平衡，政府部门更需要有效的控制。既要防止这些医院的医疗价格过高，因为这不仅会遭致患者的抱怨，也会推高政府的补贴资金负担；同时，也要防止医院为了营利而占用过多的公共医疗资源。
洪聪来强调说：“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性医院。大约只有28间病房是用于营利的，而那些营利得来的资金，我们就拨出来用在医学科研和教育方面。”
这是新加坡希望借助市场力量来推动国民医疗服务提升的手段之一。新加坡医疗体系目前的融资模式主要包括：政府基于税收的财政补贴、强制医疗储蓄、保险计划以及为有需要者设立的保险基金。但为实现2020年的远期目标，新加坡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融资架构，以维持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系统。
目前，为贫困人群提供医疗费用的医保基金就是由政府出资，交给专门团队来打理的。1993年4月，新加坡政府刚刚设立这个基金时，规模只有2亿新元，到了2013年已达到30亿新元，一年能够产生约1亿新元的利息。按照新加坡卫生部的计算，这已经基本可以支付特定群体的看病支出。而这个基金的规模还在不断增长，政府也承诺如果财政有盈余，还会不断增加投入，提前为老龄化的到来做准备。
构建全民安全网
新加坡的医疗改革不仅体现在保证体系建设和医院方面，在社会保健、传染病防治和食品安全领域，新加坡政府也有所打算。
徐永刚，新加坡保健促进局局长，在新加坡开始将慢性病病人转向更多的社区诊所和保健机构时，他的任务接踵而来。
徐永刚所负责的新加坡保健促进局，需要和社区诊所或医院合作，对易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群体进行大量筛查，并确保被筛查出之后，确保有医院和医生跟进。政府承诺会为筛查提供部分资金补贴。如果需要住院，保健促进局还需要与医院协商，给这些人使用的是平价药，而不是高价药。
徐永刚说：“如果一个慢性病患者在社区诊所没办法控制病情而进到医院的话，成本会有10倍以上的增加。类似这样的衔接和工作，全球普遍还在尝试当中。但如果现在我们不去清理的话，未来对国家而言，成本负担是会非常大的。”
徐永刚需要做的工作还不止于此，包括戒烟、推广健康的饮食和运动健身等都是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的职能。他的观点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医疗保证体系，投入也应该在这方面倾斜。现在很多医药、医疗器械的价格很高，这带来医疗费用的高企。这个方向，走错了。
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需要在20年到30年之后才能看到效果。一个人如果活得很久，可身体很不健康，就会活得很昂贵，不仅会增加政府负担，也会增加个人和家庭的负担。”
徐永刚认为，与其他很多国家相比，新加坡已经算是幸运了。“我们的预算占国家对保健医疗预算的3%至4%，政府已经承诺会相对增加促进保健的预算。”
传染病的防治也得到了新加坡财政的支持。按照计划，在四年到五年之内，新加坡将会有一个新的传染病医院建立。未来，一旦有新的传染病爆发，这个新建立的传染病医院将是全新加坡应对传染病的反应中心。
陈笃生医院传染病中心副教授梁玉心，是新加坡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之一。2003年的非典给她上了一课，当时她做了一个估计，整个新加坡的传染病医生只有11个人左右。不过，现在已经有40多位传染病医生了。2009年，全球流感甲型H1N1爆发时，新加坡全部的感染病人都被集中在了陈笃生医院。一场非典和一场全球流感，基本上确定了新加坡应对大型传染病的运作机制。目前，新加坡对医院的拨款都已到位，所有的医院都有隔离病房。
陈宝凤，这位有着齐耳短发、干练个性的中年女性是新加坡农业食品兽医局局长。她的任务是负责新加坡所有食品供应和安全问题。新加坡90%的食品都是来自别的国家。陈宝凤的任务并不轻松。
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做法类似，认证、边境控制、抽样、监测、惩罚等，是陈宝凤控制食品安全的主要措施。
今年8月初，全球乳业巨头恒天然奶粉污染事件发生后，陈宝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新加坡进口的奶粉中有没有问题，然后通过厂家去追踪检查，抽查来自新西兰的品牌产品。他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在马来西亚包装，可能使用了新西兰的配方。陈宝凤说：“其实，那并不表示说他们的产品就受到了污染，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的产品还是被召回了。”（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