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今日不仅被新加坡超越,也被亚洲其余两小龙韩国和台湾抛离。问题症结何在?香港民建联议员钟树根近日在《大公报》撰文指出,社会的极端政治化,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内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空转、产业转型沦为空话等等,都是当中原因。而“占中”若不能得到阻止,势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需引起市民的高度警惕。
以下为钟树根先生的文章摘编:
同为亚洲城市的香港与新加坡,由于两者都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历史背景相似,人口结构和数量相近,经济活动也是以转口港、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因此经常被人拿来比较。而事实上,新港在不少国际排名榜上皆出现激烈竞争,例如货柜港吞吐量排名、经济自由度排名、政府效率排名等等,正因如此,两地才被称为现代版本的《双城记》。但故事发展下来,香港却渐呈堕后之势,各类排名被新加坡“超车”,令人担忧这个双城故事将如何持续下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发表新施政蓝图,其中最受港人瞩目的,是宣布增加置业资助,确保月入低至1000坡元(6083港元)的新加坡基层家庭,也有能力购买1房1厅的组屋,变相“有工做就有楼”。
新加坡获得跨越发展
在香港,“置业”是每个家庭的梦想,看见星洲(新加坡)人民可以获得政府资助买楼,难免恨得牙痒痒。虽然有学者认为,新港两地情况有别,难作比较,但一些反对派人士仍乘机“抽水”,指星洲政府施政的积极进取反映出特区政府如何不济云云。笔者却认为,本港发展落后新加坡,源于反对派煽动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内耗、民生停滞、基建规划受阻、经济发展空转、产业转型沦为空话。
上世纪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向以拥有高效率、高速度的政府、公仆团队和商业运作而闻名。但16年来,香港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反对派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愈来愈倾向使用激进和炒作等手段,将政制发展、房屋和经济议题政治化,令政府施政寸步难行。观乎今次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资助置业、增加土地供应建屋、扩建机场、搬迁货柜码头、终身医疗保障、改革教育等措施,感觉上似曾相识,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有类似计划提出,例如增建第三条机场跑道、增加土地和资助房屋供应、兴建十号货柜码头、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医疗融资、研究15年免费教育等等。那些评论指香港政府不如新加坡,没有施政蓝图的言论,实在是有欠公允。
极端政治化阻碍管治
在新港双城记的竞争中,港方正不断落后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而且不单新加坡,亚洲其余两小龙韩国和台湾,其发展也远远抛离香港。究其原因,在于本港社会日趋政治化,反对派喜欢无风起浪,透过司法复核、盲目保育、政治争拗、煽动示威、议会拉布,甚至占领中环等手段,拖垮政府提出的施政建议。新加坡提出辟地建组屋,举国响应;香港建议开发新界东北,却换来反对派激进青年高呼要下乡耕田、不食内地有毒菜、要保育不要发展等盲目口号。又例如港珠澳大桥对香港的区域枢纽地位至为重要,却遭无耻“状棍”煽动老人入禀司法复核阻碍逾年;现时机场第三条跑道看来也是难逃司法复核的宿命。
香港政坛已经到了一个不理性的地步,反对派不是为了“做好件事”而去反对,而是“为搞乱而反对”。当社会上充斥一种“为反而反”的心态,即使再好的施政建议、再能干的政治领袖,也难以推动社会进步。当年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大搞“去中国化”意识形态斗争,全社会就空转了10年;如今马英九上台,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也遭选民唾弃,台湾转而重视与内地进行经济合作,签署ECFA令岛内经济得以重新启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例子。反观香港,我们今天走的,却是台湾人已经厌倦了的政治内耗歪路。
“占中”成压死骆驼稻草
反对派经常声称,香港政治的乱局是源于没有民主、没有普选。但事实上,香港现有的民主水平已比殖民时代高出不少;至于普选,中央政府也早于2007年12月释法承诺于2017年实行特首普选,之后再实行立法会普选,以平息本港的普选争拗,转而全力发展经济民生。可是反对派却不肯善罢甘休,继续在普选定义和提名资格上大搞分歧,甚至提出违反《基本法》的“全民提名”建议,误导民情。反对派偏激的政改主张不获采纳,便转而拖垮本港经济发展,事事反对阻延,又以占领中环作筹码,逼迫中央和港府妥协。
面对强邻环伺,新加坡人讲团结,求发展;而香港在拥有祖国的强大后盾下,却不断内耗自残。惟有港人充分认识到反对派的祸港阴谋,香港才能在这场双城记的竞赛中从后赶上。(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