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许振义在报章发表文章，叙述了他本人参与的协助新加坡在中国留学生返国探望弥留中的父亲的遭遇。
据许振义介绍，9月19日中秋节，国立大学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交流生阿玲的父亲暴病垂危，她得赶回新加坡见父亲最后一面。但她前几天把护照送去北京出入境管理总队办学生签证了，不巧时值中秋，放三天长假，护照最早得等三天后当政府部门开工后才能取出来。
许振义于是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紧急求助，并@了北京出入境管理总队特事特办，允许阿玲先把护照取出来，让她回家探望病危的父亲，手续可日后再办。
这条微博也被网友，尤其是中国朋友的大量转发，引起当局的注意，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的校长。于是，北京入境管理总队召回部分民警，取消休假，在几千本护照中找出阿玲的护照。晚上七点半，护照找到。阿玲终于赶上了午夜航班，于隔天清晨回到新加坡，到了医院看望了垂危的父亲。
她父亲上午十点与世长辞。
北京当局通过微博表态说：“无论是谁，是哪国人，只要有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都会尽全力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的职责。”
许振义同时指出，无独有偶，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女子陈静9月15日在杭州出差，突然接到电话称她女儿车祸丧生。她心急如焚要赶回长沙家里，但等到她赶到机场时，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从杭州直飞长沙的班机。正在她绝望无助之际，控制塔叫回了滑行到跑道处正准备起飞的班机，重新搭上了陈静，让她能第一时间赶回长沙。
许振义说，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新加坡会怎样？我很悲观地料想，一是公事公办，寸步难行；很难想象我们会因此而勒令人员销假回单位办事，而最好的理由就是不能开先例，反正制度和法理都在桌面摆着，放了假不办公肯定没错，十之八九就由电脑自动回复一句“在休假中，请您三天后再来”。
许振义说，中国讲究“情理法”和我们讲究“法理情”的巨大文化差异。究竟该“情理法”还是“法理情”？见仁见智。照我看，如果万事都只按明文条例办，久之则成了怠政的最好借口，多办多错，少办少错，不办不错。反正不必思考更不必费劲，最好是堂而皇之拒绝了事。
许振义的文章最后说，阿玲护照事件也令我反思我们这两三年来对外国人的态度。虽然尚未谈上排外，但恐怕也谈不上有多友好。在一些办事场合，常见执事人员对外国人的不友善甚至歧视，尤其是对不懂英语、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国人。寻常百姓也是如此，有些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而且未见消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