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媒体人是不干净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对本报说，有相当数量的记者收“红包”，比较严重的是收受大数额金钱，中国新闻业正面临公信力危机。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目前中国传媒腐败有几种形式：一是一些自身市场影响力很弱的行业性报纸，其驻外地记者通过做负面新闻、拉广告的方式敲诈当地企业或政府，以此带来收入；二是在财经领域，尤其是商业网站的财经频道，寻找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的小问题无限放大，给企业施加压力以获得公关费；三是在新媒体领域，收受利益删除负面新闻，网站设有客户保护名单，自动屏蔽负面内容等。而目前受害方应对的最有效方法是取证后走法律程序，但不少媒体通过迫使对方订报纸或登广告等途径变相收取利益，外界难以监督。
张志安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传媒业过度市场化和行政化，市场化使其为赚钱不择手段，过度行政化又限制传媒的商业道路，只好靠行政权力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施压，将其所得转化为市场资源。
要胁发表负面新闻 敲诈钱财
展江相信，要解决目前局面，须要专门给新闻业立法。他说，“现在媒体靠人治，很混乱的，媒体该做的事情受到妨碍，不该做的又得不到遏制。媒体属于什么机构？记者受贿是什么性质的行为？现在的法律是说不清的。”但他说，这在目前的中国十分困难，因新闻立法与宣传部门的利益相矛盾。
官媒垄断资讯 难知全面
张志安又强调，陈永洲事件尚未有定论，他对警方做法存在质疑，事件可看出相对于传媒如何行使监督权，传媒如何被监督是次要问题，而央视、新华社在此案中主导资讯，“市场化媒体没有参与到这个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来。如果在开放的环境，各家都能充分报道，很快就能调查出媒体、警方有没有问题。”公共事件的报道权如被国家媒体垄断，公众遭到“议程设置”，就无法认识到事件全面，舆论无法理性，只能一边倒，“反转剧的背后，就是信息垄断。”(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