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要开口向新加坡朋友请托了；讲白了，就想请对方“关说”。后来，对方主动缓颊：“你找我不但没用，而且有反效果。”
话说日前找了新闻界前辈“咨询”采访议题及受访者同意受访的可能性。对方觉得议题、时机都恰当，值得提出。当时还是不放心，总觉得要找“有力人士”推一把。
正犹豫要不要开口，前辈说：“原本或许可行，因为你找我，反倒变成不行。”他举例，日本记者曾找了某位前日本首相“说说话”，果然适得其反。
类似的例子是，中国大陆一线城市某公安局长，儿子在新加坡念书，即将毕业。公安局长老爸找了新加坡前国会议员帮忙，想在当地很大的机构谋份差事。
前国会议员问，这算“关说”吗？他没答案。他肯定的是，若他就这么大剌剌帮公安局长，反而破坏他和机构负责人的关系。
新加坡公事公办，却也不是不讲情理，这里和许多国家一样有申诉制度；运用的好，“申诉”可以变成“自己帮自己关说”。
另一位老顽童朋友用“文情并茂”，形容他十余年前成功申诉交通违规。大意是：“我是遵守新加坡法令的台湾公务员，赞成对违规者开罚，但当天大雨有‘闪电’，是否是超速照相机被雷击后故障，误拍到我超速呢？”
另一次开车违规回转被举发，他也申诉；“我有老婆、孩子，不曾拿生命开玩笑，禁止回转标志被新加坡满城绿意的树叶遮住，我的确没注意到”。
他是申诉高手，总是先承认违规就是有错，他找出有利事实，为自己关说；这与先找关系、再讲理由的“关说”，方向相反。
前国会议员问：“新加坡和中国是两个极端，你们台湾要选哪一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