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进行于即将于10月25日开幕的双年展之前的采访中，她谈到了目前的印尼艺术界和这次将要展出的印尼艺术作品。
记者：你认为现在最活跃的印尼艺术在哪里？
谭秀丽：传统来说，日惹(Yogyakarta)一直是印尼当代艺术的重镇。如果你想看艺术品，和艺术家见面，去那儿就对了。但是近几年在日惹的艺术活力略有减退，艺术家也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
但是总体来说，日惹仍旧还是成名艺术家和艺术展会的大本营，比如日惹双年展(Jogia Biennale)和ARTJOG。一些之名的艺术学院和研究机构，如Cemeti和IVAA，也都坐落在此。
许多艺术家仍旧从印尼各地来到日惹，学习艺术，做驻扎艺术家，或者就是展示他们的作品。于是，因为低廉的租金和现成的支持艺术生产的技工，很多艺术家都在日惹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使得日惹仍旧是艺术爱好者的必去之地。
除了以上这些，我个人认为目前在雅加达也发生着很多事情。像ruangrupa，Salihara，和Forum Lenteng这样的艺术机构所建立的人际网络在过去几十年中，滋养了新的一代创作者。他们轻而易举地超越不同艺术种类，他们的作品也更多根植于城市语境当中，是日惹那种艺术之外非常有趣的选择。在今年的双年展上你就能看到比如艾瓦·安美特(Irwan Ahmett)，蒂塔·萨利娜(Tita Salina)，马哈迪卡·尤哈(Mahardika Yudha)和安谷·普莱米亚布都(Anggun Priambodo)的作品。雅加达正在越来越火，我认为在2013新加坡双年展上这些艺术家的出色表现一定会激励更多来自雅加达的艺术家。以往通常都是来自日惹的艺术家会被选中参加双年展和其它一些国际展览。
记者：你觉不觉得比之1998年的“烈火莫熄”运动之前，印尼艺术家现在“温顺”多了？
谭秀丽：现在的视觉语言也许不如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那么强烈——政治运动时候——而且许多年轻艺术家在艺术生涯的早期很轻松地就取得了成功。所以是的，在他们的作品中那种挣扎的感觉少了很多，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精神，把他们和前辈相比就像是把苹果和鸡蛋相比较一样。印尼艺术也从1990年代的“抗议”艺术进步了，那种艺术最后也变成了商品化的。现在有新的不一样的问题来探讨，因此进化出了新的艺术手段和视觉语言。
记者：你都是怎么选出这些印尼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
谭秀丽：纵观东南亚国家，印尼艺术无疑是在国际展览中最多被展出的。但我和我的合作策展人讨论今年双年展上对于印尼作品的选择时，我们都清醒认识到了这一点。无疑，如果我们选择常规的成名和流行的艺术家肯定轻松多了，但是我们希望2013新加坡双年展能够给那些我们认为一定会成为重要人物，但是目前还没那么广为人知的艺术家一些机会。部分因为这些艺术品很难卖出去，部分因为这些艺术家被人们都忽略了。
最终的艺术家名单很好地平衡了成名艺术家和新晋的少数派年轻艺术家，比如缇丝娜·桑扎雅(Tisna Sanjaya)，也有一些在国外已然成名但在国内却无人问津的艺术家，比如艾瓦·安美特和蒂塔·萨利娜，或者相反的情况，比如很少在国外展出的纳斯润(Nasirun)。我们还有一些惊喜，比如自学成才的艺术家罗西德(Rosid)，尽管我们呈现的他的作品并不是一件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品；还有建筑师艾克·普拉武图(Eko Prawoto)。我们之所以选择了后两者的作品，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扩展“艺术”的维度和视野，将一些其它有趣的门类纳入进来，比如建筑。同时探索那些不太像“艺术品”的现存的客体——这些客体虽然不那么艺术，但却用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回应了双年展的题目，开启了全新的话题。
记者：从这次选择的作品中反映了印尼当代艺术的什么？
谭秀丽：这反映了当代印尼艺术和艺术创作有着非常宽广不同的光谱。我的伙伴策展人和我都希望我们的选择能够同时印尼和本地观众都有所启发，有所乐趣。他们将发掘一个和传统的商业展览会上迥然不同的印尼艺术的新的侧面。
记者：这些作品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或线索能够反映印尼社会的主要问题？
谭秀丽：是的，但是事实上这对于双年展上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我们这样的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评论。比如马哈迪卡·尤哈的作品《黑河之脸》(“The Face of the Black River”)，谈论了环境恶化，当地政府对于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不作为。再比如安谷·普莱米亚布都的《Toko Keperluan》就探讨了消费主义的文化。
同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护和保存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愿望，这也反映在对精神力量、传统文化、信仰以及他们在当代世界的位置的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