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大举办的三中全会政策解读会上表示,全会报告没有说的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说了很多要加强人代会,但是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呢?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的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的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呢?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以下是文字实录:
我们今后还需要改进一些什么东西,全会报告没有说的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说了很多要加强人代会,但是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呢?我仔细看了一下也没看到。一个创新型社会,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来配合的,一定的经济民主来配合的。我说的经济民主,不是说让老百姓都去参与经济管理,不是说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我说的经济民主是说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体制,把资源放到社会中,让社会来用资源,而不是让政府来用资源,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来解决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的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的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呢?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新加坡多大,新加坡整个人口包括它的面积都没有海淀区大,我们海淀区的人口显然是超过500万,新加坡人口也就500万。如果我们想用新加坡的模式来做注定是要失败的,造成的结果将是什么?我们政府将变成一个救火队,不能容忍一点点小的冲突或者社会的不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造成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政府永远无限责任,责任太大了。我们领导人的确非常忙,所有地方官员都非常忙,因为责任无限大,哪儿出事了必须做。但是当责任无限大的时候,社会的活力也就下降了,因为政府无处不在的要管理这些事情。
这一次三中全会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一次全会肯定还会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