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洗礼”，德国经济近年来在西方“一枝独秀”，红火到最近连盟友美国都看不下去，罕见地对其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抨击。
德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根源，是新世纪初的一场“无声革命”。当时，“少壮”总理施罗德倡导“2010议程”，展开“痛苦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核心是修正德国的社会发展模式。
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大致有四种：北欧模式、莱茵模式、地中海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所谓莱茵模式，是德、法、荷、比、卢等莱茵河周边国家的共同模式，强调对就业的保护和较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施罗德要开刀的，就是莱茵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良心”，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到上世纪末期，莱茵模式为人诟病的是“养懒汉”。由于福利负担重，当时德国社会福利开支一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3%，必须进行变革。
当时德国法律对就业保护过强，解雇员工成本极高。记得2004年时，一位从美国转到德国任职的企业老总曾向笔者抱怨“到了德国玩不转”，原因是他的“杀手锏”没有了，很难“开除员工”。
施罗德的改革“药方”是：削减福利开支、放松劳工法限制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失业保险等进行一揽子“瘦身增效”改革。比如，失业保险金和社会救济金合为一体，领取者必须无条件接受劳动中介机构介绍的任何工作；缩短失业金的领取期限，以刺激重新找工作的欲望。改革后，失业金领取时长压缩到６个月至两年，比例也降低，长期失业者的救济金降低到每月300多欧元。有德国友人对笔者感慨：“若是失业，与乞丐无异。”
这些措施释放出的“制度红利”，催化了德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让企业呈现新活力。结果，德国从“失落的十年”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十年”，迄今势头不减。
回头看这场变革，值得深思：
一是改革既要大刀阔斧，又要讲究技巧。改革之前，德国经济陷入近10年的低迷，企业活力受压制，失业率高企，德国当时被称为“欧洲病人”。为了改革，施罗德不惜面对党内压力、工会的反对和在野党的“杂音”，锐意前行。但在战术上，施罗德积极与各方协商，形成共识，通过法律确保改革不脱轨。反观同样是莱茵模式的法国，多次想改革，都因为罢工浪潮而作罢。
二是改革不搞“山头主义”。改革后不久，默克尔作为施罗德的对手上台执政，摒弃党派鸿沟，“萧规曹随”，全盘接受施罗德的改革方案。有意思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施罗德作为改革首倡者在大选中失败下台，默克尔反倒成为改革红利的分享者，成功两度连任。
人间正道是沧桑。德国的变革实质上是无声的改良，是对现有模式的修正，没发生任何社会动荡。得益于这次改革，德国经济修成正果，从经济“病人”变为“牛人”。
德国的改革能为世界复制吗？俗话说，“橘生淮北则为枳”，由于国情不同，“德国模式”迄今未能被其他欧洲国家成功移植。但是，德国的改革历程还是颇有启发：不管方式措施如何，只要能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就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