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9日

    李光耀属于狐狸型思想家:访谈

    核心提示:他属于狐狸型思想家。像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型”思想家描述的一样, 李光耀非常实际, 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李光耀是个充满智慧,实用主义的领导者,他有意愿也有能力把新加波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带到第一世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Graham Allison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李光耀把新加坡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把它建设成世界一流国家,“我愿意把李光耀比作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或富兰克林·罗斯福。”

    Graham Allison为李光耀新书《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的第一作者。他认为,未来新加坡何去何从,需要投石问路,找寻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另外,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以求让新加坡有足够的空间。

    Graham Allison,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贝尔福尔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在他的领导下,该学院在1977年到1989年间从一个前景不明的小型项目,发展为一个在国际上声名卓著的研究机构。

    “我会把他比作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21世纪》:作为研究李光耀的专家,你认为,新加坡在东南亚是靠什么实现了迅速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李光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Graham Allison: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毫无疑问,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当然,正如李光耀自己说,这功绩不光是他个人的,他有两个很好的伙伴,吴作栋与李炯才,1960年代中期他促使新加坡自主独立,担任总理超过三十年。当初他上台时候,新加坡人均收入200美元。当他卸任之际,新加坡已经跻身经济一流国家行列,如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比美国还高。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是个充满智慧,实用主义的领导者,有意愿也有能力把新加波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带到第一世界。对于新加坡的崛起,他可谓居功至伟。

    《21世纪》:在你看来,李光耀与哪位政治家的历史地位更接近?

    Graham Allison:李光耀崇敬的人物有曼德拉、邱吉尔和邓小平。我会把他比作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把一个国家从无到有建立起来, 虽然是个小国, 只有600万人,却让它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之列。 他为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树立了典范, 告诉人们,如何成功地引领一个贫穷的国家走入全球最富裕国家行列。

    《21世纪》: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实施普通法系,普通法强调对个人权利的绝对尊崇。同时,新加坡也十分强调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Graham Allison:在这本书中,我们探索了新加坡成功建设国家所具备的要素,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体系和安全等各个方面都有提及。李光耀是个不寻常的结合体——他是个绝对的华人,但受了英国教育,有时候很英国化,你看他在电视里,说英语比中文多,但事实上,他不是英国人,亦不是中国人:他是新加坡人。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很明显,他认为成功的发展经济至关重要, 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得到提升。当你拥有更多的金钱,你可以吃得更丰富,变得更加健康,也会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第二,文化方面,李光耀认为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英国绅士作风所强调道德品质(如重视礼仪,重视家庭与社会而非狭隘的个人利益,关注长远而非眼前利益)非常相似。

    再者,他认为社会发展需要法治。法治使得个人的行为更具可预见性。同时也应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因为不能仅由政府解释法律。 而且应该实行市场经济,否则(经济发展)既无生产效率,也不会成功。从政治角度来说, 他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所有人的福祉。他并不完全信任西方所实行的民主制度,认为充其量是政府操控的傀儡。 他对此有复杂的理论。同时他认为,时移世易, 当今世界格局与三五十年前已大不相同。他很清楚应该采取实际的做法,对变革也持开放态度。

    未来新加坡需要投石问路

    《21世纪》:你认为,新加坡做好了后李光耀时代的准备了吗?

    Graham Allison:李光耀和其子李显龙均认为,相比当初从第三世界国家跻身到发达国家的经历, 而今要在发达国家行列中始终拔得头筹绝非易事,因为新加坡不能仅仅复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所以, 新加坡需要投石问路,找寻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新加坡社会需要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李光耀担任总理时期,政府为民众的生活立下种种规范,比如,应当保持何种发型。如今为了吸引更多人才, 新加坡在这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开放。例如, 李显龙认为应当开设赌场,允许赌博,以便吸引多金的外国游客。李光耀却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可怕,因为新加坡人可能会浪费钱财去赌博,而赌局的游戏规则往往对他们不利。他认为应当关闭赌场。富人大可挥霍, 而普通人却不应该沾染这个恶习.不过当他意识到时代不同了,也适时做出了改变。

    李光耀属于狐狸型思想家

    《21世纪》:如果按照以赛亚·伯林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的分类,你觉得李光耀属于哪一类政治家?

    Graham Allison:他属于狐狸型思想家。像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型”思想家描述的一样, 李光耀非常实际, 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非常惊奇的是, 即将步入九十高龄的他, 依然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关注, 仍然关心生物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在90岁高龄依然这么清醒? 因为他对世界充满好奇。

    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狐狸这一说法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执政理念,即,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李显龙听从李光耀的建议,努力把新加坡打造成不逊于硅谷的一流的信息技术研发基地,同时在生物技术方面也能够比肩波士顿。新加坡也着力吸引新技术、尖端生物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为他们提供科研条件。在科技不断驱动世界进步的时代,不断调整适应才能保持领先优势。

    《21世纪》:那么,你如何看待李光耀主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Graham Allison:首先, 我认为李光耀的理念绝大部分是一以贯之的。他的理念中包含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倾向性。在如何定义好的政府,好的社会和好的个体上,李光耀的标准是一贯的。他不同寻常地把儒家思想和英国绅士理念结合在一起。我曾问他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写下来, 因为他的理念与柏拉图的“守护者”理论非常相似。李光耀知道这个理念, 但没有从这个角度对比过。

    社会想要成功, 领导者要比寻常人有更高的道德感,乐于付出,关心社会福祉,不计个人得失。李光耀觉得一个人非常难于维持状态,这也正是柏拉图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必是哲学王才能成为城邦守护者,因为其他人不具备如此高的道德水准。我认为这是李光耀思想体系的关键。

    第二,在此基础上,正如“狐狸”说描述的那样,李光耀也非常善于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如果你问他社会是否应该变得像美国一样自由开放,有时,他会对美国非常悲观失望,认为这会导致社会堕落,出现犯罪、吸毒、贿赂等等乱象。有时他又会重塑观点,认为社会还是需要开放一点,因此,偶尔他会出现这样的观念的冲撞。

    大国势力均衡会让新加坡受益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新加坡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在其战略中,它对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都是什么?

    Graham Allison:李光耀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让新加坡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他最关心的是新加坡。第二,他认为要新加坡这样小的城市国家生存发展, 必须谋求势力制衡。美国是亲善国, 二战后一直维持经济和安全秩序。因此,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角色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中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 因此, 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 平衡中美两国势力,如此,才能让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有足够的空间保持独立乃至中立。从历史上看,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往往会把小国变成其附庸国,但势力的制衡则会帮助新加坡从中受益。

    《21世纪》:李光耀认为,中国希望与美国平等地共享21世纪。那么,你认为对此美国在战略上是什么反应?又如何看待美国角色的变化?

    Graham Allison:这是现在正发生的情形, 当然你可以假装没有发生。就像他说的,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 美国还没办法适应, 但它必须适应, 虽然适应的过程也会比较痛苦。中国变得强大后,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也许会说,我没有参与制定这个条约, 也许条约的条款会对我不利; 即便我赢了这个游戏应该感到高兴,但我没有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我还是想要改变这些规则。(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