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的差别已越来越小，某些方面内地的生活质量比香港还高，”Emily笑言，她在香港的女性朋友们也开始讨论“嫁过去”，“她们说，上海的男人很好”。
一种趋势正在萌芽——从2003年的2407宗，到2012年的6785宗，相对于香港男性迎娶内地女性数字10年间仅增长约14%，“港女北嫁”正成为内地与香港跨境通婚群体中，一块迅速扩大的拼图。
“近十几年来，香港人口比例中女性多于男性，香港女性找对象较为困难。”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说，以往香港女性对内地男性的印象是“土”、教育水平低，多不愿意“北嫁”。
“尽管目前的跨境婚姻仍以香港男性娶内地女性为主，但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交流沟通增多，香港女性对内地男性的观感转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也与香港日趋接近，这打破了香港女性的心理障碍。”钟建华说。
障碍自有其背景。香港集思会2013年8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自1997年至2012年，每年内地与香港跨境通婚占整体香港人结婚的比例，徘徊于39%至56%的高水平，但早期跨境通婚几近“单一”的情形是：处于社会基层、年长、学历不高的香港男性“北上”寻觅伴侣。这种通婚也常与“老夫少妻”、“家庭暴力”等负面标签挂钩。
与此相反，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13年版）》显示，26年前，“北上”嫁给内地男性的香港女性只有675人。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男多女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最高峰时曾达1097比1000。由于适龄男性多，许多教育水平也较低，他们在香港寻妻无望，于是到内地娶妻成为解决单身的方法。”钟建华解释说。
在深水埗不足8平方米的劏房里，老家山西临汾的张小姐独自带着3个孩子生活。一张上下床，8岁大女儿睡在上铺只容侧身的空间里，另一大半被杂物占据。
5年前，1978年出生的她带着憧憬来到香港，与相差近30岁的香港丈夫结合；前不久，她刚与丈夫办完离婚手续，情况却似乎变得更糟——扣除3300港元的房租以及大女儿的学费外，每月她还要借上2000多港元以应付生活。
在婚介机构“聚缘坊”负责人郑莉莉看来，早期两地通婚的问题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经济变动。
“10年前香港很多文化层次相对较低、从事非专业性工作或者家庭一般的男士，愿意娶内地女性为妻，他们认为可能会简单和容易一点。但如果对方学历不是很高，到香港后找工作会比较困难。”她说。
从事婚介行业15年来，两地通婚占据了郑莉莉业务中超过30%的份额，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香港人结婚总数估计为66137宗，其中4成（或26946宗）属于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
不过，她坦承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地大城市女孩子自身条件好的，未必愿意嫁来香港；香港女孩子愿意嫁过去，除了内地男性素质提升外，希望去内地工作或生活也是重要因素。”
正由于十分看好内地的发展，尽管2011年和香港同学结婚时就可以办理投资移民，但原籍南京的伍晶并没有立即放弃中国护照。相反，在香港和丈夫一起创业的她，一直在寻求回内地发展的可能。
“这种结合对内地与香港的沟通和融合一定会有积极影响。认识我之前，他只是模糊知道内地的一些文化，而现在我们会钻到边边角角的地方，体验很鲜活的文化，他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伍晶说。
结婚后，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Emily也觉得环境很舒服：“香港普通的午餐消费都要约100港元，在内地同样的价格可以吃得更好，住的地方也要大很多。”
对夫妻间的沟通，她没有发现太多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我们都在美国读过书，他是独生子，家庭观念很重，而我很看重这个特质。”
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还显示，香港女性中从事教师、私营企业雇主、服装设计师、建筑师、律师等职业的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者，对内地的文化和观念更易接受，并乐于与内地男性结婚。
“随着香港与内地全方位的交流、接触增多，而且交通便利，自然会出现‘港女北嫁’的结果。”钟建华认为，这是两地交往增加的一个表现。
香港集思会总裁黎黄霭玲则认为，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在促进两地融合和化解两地矛盾方面的角色及影响，尤其值得探讨。如跨境婚姻所生子女的成长过程因受不同语言及文化熏陶，将对促进两地融合发挥更大作用。
在香港集思会对501名家庭月收入2.5万港元以上的跨境婚姻人士进行的问卷调查访问中，约53%的受访者预期，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的趋势将会稳定增长，同时相信两地人的结合，能推动彼此的文化融合。
在香港读书、创业并娶了本地太太的沈阳人马精泰，同样赞成跨境婚姻带来的积极意义：“内地过来的‘港漂’朋友圈和工作圈都比较狭窄，很难真正接触香港的人和社会。”
“香港女生对内地的看法也有变化。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足够好，大家都会接受你。”希望创建东北菜快餐品牌的马精泰说，“我老婆最欣赏的，就是我作为北方男性的大气和实在”。（新华社记者 牛琪 苏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