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胡隽欣（发自新加坡）
双向四车道，路边车位几乎停满，一些餐厅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卸货，游客必到的蕉叶阿波罗餐厅也在正常营业，但行人似乎少了很多。如果不是路口张贴的一张张禁酒令指示图，警方摆放的致命车祸指示牌，很难想像在井然有序的新加坡，40年难遇的骚乱事件，就在这距离“小印度”艺术区不远的地方发生。
车祸与骚乱的因果
如果不是入夜后一场致命的车祸，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涉及400名劳工、出动300名警力的骚乱，2013年12月8日的夜晚可能跟每个周末的晚上一样平常。
然而，就在当晚，一名印度籍劳工被一辆私人巴士撞倒身亡，事故引发附近400名外籍劳工骚乱。他们用砖块、酒瓶、垃圾桶砸了肇事的私人巴士以及随后赶到的救护车和警车，22名警察、12名民防部队成员以及5名协警受伤，一些警车被掀翻，另有5辆汽车被烧毁。
骚乱在临近凌晨时被彻底控制，警方连夜召开记者会，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携带危险武器制造骚乱”，并称这一事件并非预谋，为“孤立事件”。
随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在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双休日（12月14日和12月15日）在“小印度”地区实施禁酒令，严格禁止售卖和购买酒类产品，一些来往于外籍劳工宿舍和“小印度”的接送班车业务也暂停。
截至2013年12月20日，共有28名印度籍劳工被起诉，面临最高7年监禁并施以鞭刑的刑罚；57名参与骚乱并无视警方命令，在聚众骚乱中不愿散去的劳工被遣返，不得再踏入新加坡；另有200人接到警方劝告信，可以继续在新加坡工作，但必须奉公守法。
骚乱事件震惊了新加坡，也同样让国际社会震惊，一些观察人士开始分析骚乱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外籍劳工对不平等待遇的不满，甚至是种族问题，都见诸中英文报端。
“小印度”是新加坡早期南亚裔移民聚居地，银器、铜器、金饰、色泽艳丽的纱丽，与现代化的新加坡大都市相比，这里的异域风情不仅吸引着各国游客，也是工作和生活在狮城的南亚裔人民休闲、娱乐、购物的去处。
每到周末，这里聚集着许多会亲访友、相谈甚欢的南亚裔居民，其中也包括一些从繁重的劳作中稍微放松下的南亚裔外籍劳工。他们来到这里，把辛苦工作的工资寄回贫苦的家乡，买上两瓶酒，在路边喝上一杯咖啡，甚至草坪上席地而坐，互吐苦水、互相安慰。
事件发生至今，对于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一场车祸逐渐演变为骚乱，从官方或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仍不见清晰的描述。以亲历和参与事件的部分人的口述还原当晚的场面，骚乱确实存在突发性，酒精也确实可能是最终引发大范围不和谐因素的“导火索”。
但一场车祸与40年难遇的骚乱，这一看似并不完全相称的前因后果仍折射出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甚至是亟待变革的社会治理模式。一名从事戏剧、教育工作的《联合早报》的读者撰文呼吁深度骚乱事件反思，他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骚乱是被忽视者的语言”。
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他担心“小印度”骚乱事件只是困扰外籍劳工这个群体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包括难言合理的住宿条件，雇主权利和外籍劳工权利之间的极大不平等，不及时支付工资造成的不满，甚至是外籍劳工感受到的极度蔑视。
他说，“对于新加坡来说，这起‘孤立’事件令人不安，值得深思。”
难言轻松的“客工”
根据公开数据，新加坡目前540万常住人口中有100万左右的外籍劳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薪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的工作。他们往往是孤身一人到新加坡谋生，其中不少人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在新加坡，这些外籍劳工通常被称作“客工”，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客工”又专指持有工作准证的外籍劳工。
这是一个相对被人忽视的群体，记者日常生活中亲见的零星事例显示，外籍劳工为了保住饭碗往往对雇主的不法行为忍气吞声；一些甚至没有机会提交投诉，就已经被取消工作准证而回国；而一些投诉或求助即便到达了人力部和其他部门，又因为取证困难，语言或沟通不畅，或投诉者难以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而无疾而终。
虽然新加坡政府多次明确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小印度”骚乱是因为这些外籍劳工对薪水或福利不满，骚乱事件的调查也仍然在进行当中，但现实是外籍劳工在新加坡的处境并不轻松。
这些外籍劳工到新加坡工作，首先需支付6000至1万新元（约合2.88万至4.8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中介费；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约合1920至3840元人民币）；为了赚取加班工资，他们往往超时工作10个小时以上。尽管省吃俭用，外籍劳工基本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赚回中介费，而工伤、抵制雇主，随时都能成为他们被解雇回国的理由。
新加坡主张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解决劳务纠纷，这一机制依赖工会和政府参与协商化解矛盾，同时雇主和工人如果实在不满，最后的选择便是被辞退或者辞职。但这一选项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却不可行，由于工作准证和逗留期限的限制，加上已经缴纳的中介费，他们一般难以承担回乡的后果。而如果人力部等部门的调解不畅，他们也往往难以承担诉讼的费用。
因此，苛扣、拖延工资发放，因工伤被取消工作准证等乱象并非罕见，也有无良中介巧立名目从中骗取费用，这些都给外籍劳工造成生存压力。过去几年，几乎每年都不乏外籍劳工爬上高层建筑讨薪，或采用其他非理性甚至是违法的方式表达诉求的事件，而其中一些人明知这样做会触犯新加坡的法律，被罚款甚至坐牢。
对于外籍劳工遭遇的一些困难，如讨薪等，新加坡政府没有公开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据新加坡援助客工的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的调查，约有20%的外籍劳工没有拿到应有的薪酬，一些雇主拒绝履行义务，为外籍劳工提供工伤医疗，甚至有人曾经目睹他们的外籍劳工朋友非常突然地被遣返回国，既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也没有得到工伤赔偿。
敲响社会治理的警钟
一些专家也指出，在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新加坡现有的制度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是骚乱背后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新加坡政治观察家蔡裕林在《联合早报》上撰文说，新加坡近年来政治和社会领域变革加大。“民主与权利意识的扩张，正逐渐改变或侵蚀了原有的治理威严，甚至导致治理架构与时并进的落差。近来网络媒体挑战法治与权威，骚乱事件的涌现，从某种层面看来，意味着社会矛盾已撕裂原有社会治理的平衡点，潜在的风险正导向临界点。”
骚乱过后，在主张以法律严惩社会不安定因素制造者的同时，包括《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在内的新加坡中英文主流媒体，都在反思需要给外籍劳工更多的休闲空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表示将在未来几年内兴建更多宿舍，为外籍劳工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也表示将与私营雇主合作设立“客工委员会”，由外籍劳工本身组成，能代表外籍劳工发声，也筹划更多休闲文娱活动。
陈庆文说，除了这些措施之外，政府也应当重新探讨雇主对待外籍劳工的态度。尤其在法律方面，对于不尊重外籍劳工权利、需求以及利益的雇主，应该严惩不贷。
陈庆文说，政府不能一方面享受外籍劳工移民政策带来的好处，同时，却将这一政策行为的代价社会化，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政府应当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并且采取行动，才能降低再次发生骚乱或暴力事件的风险。”（《环球》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