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入夜后的一场致命车祸，以及随之而来的骚乱，2013年12月上旬那个周末的晚上可能跟每个周末的晚上一样平常。当晚，一名印度籍劳工被一辆私人巴士撞倒身亡，事故引发涉及400名劳工、出动300名警力的骚乱。
在如此井然有序的新加坡，这样的骚乱事件突然发生，让国际社会震惊，也让新加坡的外籍劳工群体再次引起关注。
一个劳工，一家人
截至2013年6月，新加坡540万常住人口中有近130万外籍员工。其中，逾17万属于持“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的外籍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余者则都是持“工作准证”（Work Permit）的外籍劳工，他们往往孤身一人来到新加坡谋生，主要从事建筑业、低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家庭帮佣等薪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的工作。其中不少人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中国。
80后孟加拉籍建筑工人林孔 高希高中毕业就来到新加坡工作，从船坞干到建筑工地，转眼已在新加坡待了7年。高希每个月工资800至900新元（约合3840至4320元人民币），他只给自己留下200新元日常花销，剩余的都寄回了老家。
认真工作，节俭生活，听听孟加拉和印度传统音乐打发休闲时间，高希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不过言语之间也难掩思乡之情。为了省路费，高希2至3年才回乡一次。
“虽然我喜欢这里，但是我知道终有一天是要回孟加拉国的。”高希淡淡地说。
而在船厂工作的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孟加拉籍劳工则没那么幸运。他到新加坡仅3个月便背部受伤，雇主不愿意付医药费并打算遣返他回国。他是家中长子，到新加坡工作，中介费就付了6000新元（约合2.88万元人民币），一家人都指望他寄回去的钱生存。“被遣返的话，我会死，我的父母也会死。”他一边吃着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免费汤饭，一边说。
辛勤工作，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外籍劳工的生活与普通百姓并无大异，但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更多地为生计和思乡所苦。到新加坡工作，他们一般都需支付6000至1万新元（约合2.88万至4.8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中介费，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可能只有400至800新元（约合1920至3840元人民币）。为了赚取加班工资，他们往往超时工作10小时以上。尽管省吃俭用，这些外劳基本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才能赚回中介费，而工伤、抵制雇主等，随时都能成为他们被解雇回国的理由。
“孤立”事件值得深思
新加坡推行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解决劳务纠纷，这一机制依赖工会和政府参与协商化解矛盾，如果雇主和工人实在不满，最后的选择便是辞退或者辞职。但这一选项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并不可行，他们由于准证和逗留期限的限制，加上已经缴纳的中介费，一般难以承担回乡的后果。而如果调解失败，他们往往也难以承担诉讼的费用。
因此，克扣、拖延发放工资，因工伤取消工作准证等不法雇主苛待外籍劳工的乱象并不罕见，也有良莠不齐的中介巧立名目从中骗取费用，这些都给外籍劳工造成生存压力。过去几年，不乏外籍劳工爬上高层建筑讨薪或采用其他非理性甚至违法方式表达诉求的事件。
新加坡政府对于外籍劳工遭遇的困难没有公开详细的统计数据。但新加坡从事外籍劳工援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调查发现，约20%的外籍劳工没有拿到应有的薪酬；一些雇主拒绝履行义务，为外籍劳工提供工伤医疗费用；一些外劳甚至非常突然地被遣返回国，既没有拿到全额工资，也没有工伤赔偿。
此次“小印度”骚乱事件虽然有偶发性，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官委议员陈庆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担心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他说，无可否认很多劳工对于他们在新加坡的工作是满意的，但骚乱的发生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对于新加坡来说，这起‘孤立’事件令人不安，值得深思。”
一些专家则提出，在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新加坡现有制度难以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是骚乱背后重要的深层次原因，而这不仅困扰着新加坡一个国家。
全球化增加了劳动力国际流动的机会，但是很多现有体制并没有从外籍劳工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外劳较为集中的国家，随着外劳自身的权利意识上升，由此衍生出的各种问题正在逐渐立体化。因此对于那些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国家而言，政府在外籍劳工引进的数量、待遇、福利等方面需认真考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半月谈驻新加坡记者 胡隽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