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问及中国应向新加坡吸取哪些反腐经验教训时，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城市的规模，而中国内地最大城市上海的人口已达新加坡的四到五倍。新加坡的反腐经验很难在中国推广。
李显龙指出，新加坡的做法是制定严格的法律，建立透明的体系。对于体系内自由裁量的地方，则会有制衡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和问责机制。李强调，任何新加坡人被发现有腐败行为或者涉嫌腐败，“不管其职位有多高或者多敏感，我们都会展开调查，交予法律处理”。
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做法一直为中国内地所关注。李显龙表示，在以法律严惩的同时，新政府会向公务员提供合理的薪水，“让他们不会出于为家人的考虑而做出越界的事”。李称之为“既有合理的薪水，又有高标准的要求，严惩违法行为”。
李强调，对公务员“严问责”和对其提供“高收入”，虽然两者都不容易做到，但两者都需要。他表示，先有高工资还是先有高标准就像是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且每个国家开始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从金融业，有些从海关，有些则从移民官员。但必须要从某个较容易受诱惑的行业开始。
李显龙提到，他注意到中国对反腐工作非常认真，“既打老虎也打苍蝇”。
对于中国国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李显龙表示，中国将面临如何继续经济结构调整，避免扩大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开发增长潜力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增长潜力很大，可轻松实现以7%到8%的GDP增速再增长15年到20年。但政府在针对既得利益的改革中，应设法透明、坦诚，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包括“富二代”“官二代”在内的由于社会快速变化而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