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16日

    新加坡经济转型的启示

        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中心,也是重要的炼化中心。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始终保持着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活力,这与其数次成功的经济转型直接相关。2013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4.1%,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新加坡成为中国2013年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自1965年建国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能密集型,再到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1998年之后,新加坡开始走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高端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齐头并举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凸显的社会问题,使新加坡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在提升劳动力的总体目标下,更加注重完善社会安全网。

        1965年建国后,为了扭转大量失业、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局面,新加坡大力发展制造业,引进国外资本,走工业化道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失业率从建国初的10%以上迅速下降到3%。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当时新加坡引进的项目质量低、属劳动密集型,目的就是解决大量失业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面对劳动力短缺的新局面,新加坡开启了第一次经济转型,向技能密集型转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新加坡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促使商家提高资本要素投入,以提升生产力。但是,由于工资上涨幅度很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幅度,致使很多新加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在这次转型阵痛后,新加坡开始反思经济结构问题,1985年后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石油冶炼、化学工业、仓储、精密工程等。到90年代,新加坡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生物医药、高端化工业等。政府为此引进大量外籍高等人才,发展大专院校、设立实验室。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反思其过度依赖制造业、依赖外贸出口的发展思路,开始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走向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模式。

        进入21世纪后,新的发展问题再次出现在新加坡政府面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生产力提升速度非常缓慢,拖累了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在新一轮转型中,多名内阁成员表态要坚决实现经济重组,把科技创新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结合。尤其是在政策上对解决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优惠援助。

        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中,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生产力,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援助配套。比如企业每年可以为最高40万新元(约合31.7万美元)的开销,索取400%的税额扣减。可扣税的活动包括自动化、培训员工、获取知识产权、注册知识产权、研究发展或开发设计等。这一计划将延续至2018年,开销最高额度也将增加至60万新元(约合47.6万美元)。政府还出面与金融机构共担风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贷款难问题。

        与此同时,2011年大选选情的焦灼,拉开了政府调整社会政策的序幕。当时民众对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多有抱怨,对外籍劳动力多有微词。在社会压力下,新加坡改革外籍员工政策,提高面向白领人员的工资标准,收紧低技能外籍劳工配额,提高劳工税,同时要求雇主优先聘用新加坡人。

        这些政策给不少中小企业带来转型的阵痛。新加坡工商联合会等组织曾公开向政府抗议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政府外劳政策的收紧将带来商业成本和生活费的上升,对中小企业和大公司造成巨大冲击。面对诸多企业主的抱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严崇涛公开呼吁政府“不可再被雇主威胁”。他呼吁政府坚持培训人力以应付知识经济的需求,不要放宽原来收紧的外劳政策。

        顾清扬分析说,实际上,新加坡政府最近几年已正面回应民生诉求,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扩大社会安全网。这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重组,目的是提高新加坡国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社会凝聚力。从政府角度来看,生产率提高将帮助政府获取更多税收,用于二次分配,将更多财力放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

        顾清扬说,新加坡的历次经济转型,政府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但政府又没有破坏市场规律,而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失灵。他强调,经济转型必须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出发,提高生产力,才能成功。(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