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建国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能密集型，再到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1998年之后，新加坡开始走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高端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齐头并举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凸显的社会问题，使新加坡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在提升劳动力的总体目标下，更加注重完善社会安全网。
1965年建国后，为了扭转大量失业、单纯依赖转口贸易的局面，新加坡大力发展制造业，引进国外资本，走工业化道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失业率从建国初的10%以上迅速下降到3%。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当时新加坡引进的项目质量低、属劳动密集型，目的就是解决大量失业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面对劳动力短缺的新局面，新加坡开启了第一次经济转型，向技能密集型转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新加坡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促使商家提高资本要素投入，以提升生产力。但是，由于工资上涨幅度很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幅度，致使很多新加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在这次转型阵痛后，新加坡开始反思经济结构问题，1985年后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石油冶炼、化学工业、仓储、精密工程等。到90年代，新加坡开始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生物医药、高端化工业等。政府为此引进大量外籍高等人才，发展大专院校、设立实验室。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反思其过度依赖制造业、依赖外贸出口的发展思路，开始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走向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模式。
进入21世纪后，新的发展问题再次出现在新加坡政府面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生产力提升速度非常缓慢，拖累了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在新一轮转型中，多名内阁成员表态要坚决实现经济重组，把科技创新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相结合。尤其是在政策上对解决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优惠援助。
在新一轮经济转型中，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生产力，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援助配套。比如企业每年可以为最高40万新元（约合31.7万美元）的开销，索取400%的税额扣减。可扣税的活动包括自动化、培训员工、获取知识产权、注册知识产权、研究发展或开发设计等。这一计划将延续至2018年，开销最高额度也将增加至60万新元（约合47.6万美元）。政府还出面与金融机构共担风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贷款难问题。
与此同时，2011年大选选情的焦灼，拉开了政府调整社会政策的序幕。当时民众对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多有抱怨，对外籍劳动力多有微词。在社会压力下，新加坡改革外籍员工政策，提高面向白领人员的工资标准，收紧低技能外籍劳工配额，提高劳工税，同时要求雇主优先聘用新加坡人。
这些政策给不少中小企业带来转型的阵痛。新加坡工商联合会等组织曾公开向政府抗议说，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政府外劳政策的收紧将带来商业成本和生活费的上升，对中小企业和大公司造成巨大冲击。面对诸多企业主的抱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教授严崇涛公开呼吁政府“不可再被雇主威胁”。他呼吁政府坚持培训人力以应付知识经济的需求，不要放宽原来收紧的外劳政策。
顾清扬分析说，实际上，新加坡政府最近几年已正面回应民生诉求，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扩大社会安全网。这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重组，目的是提高新加坡国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社会凝聚力。从政府角度来看，生产率提高将帮助政府获取更多税收，用于二次分配，将更多财力放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
顾清扬说，新加坡的历次经济转型，政府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但政府又没有破坏市场规律，而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和失灵。他强调，经济转型必须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出发，提高生产力，才能成功。（半月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