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而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新加坡《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战延续了几个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文告在10月6日发表，而《南洋商报》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报上发表。是谁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取了机密？又是谁将这样的机密泄露出来的呢？
本文摘自2010年第7期《党史纵横》，作者陈凤尤，原题为《1958年金门炮战两次提早曝光内幕》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
从厦门对岸的角尾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多公里的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全部都在解放军远程大炮的射程内。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小小的金门岛，不到一小时，就落下三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令人咋舌。一位军事观察家说：“这和苏联红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空中拍摄的纪录片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炮火硝烟中。国民党守军吓得晕头转向，到处逃窜。巧的是，金门的蒋军指挥官胡琏和美国总顾问，正要从地下指挥所走出，炮声就响了，如果炮轰推迟5分钟开始，他们就死定了。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一家早晨出版的报纸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张报纸就是1929年问世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先曝光呢？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炮战延续了几个星期，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书》），作出停火7天的决定。文告在10月6日发表，而《南洋商报》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于10月5日在报上发表。是谁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一而再地获取了机密？又是谁将这样的机密泄露出来的呢？
北京来的绝密电话
1958年7月的某一天，正在基层考察工作的福建省委书记、原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去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是叶飞同志吗？”电话那边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
“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王尚荣对叶飞说。
当时福州军区的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按理应由军区司令员指挥，叶飞疑惑不解地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决定。”王尚荣回答。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叶飞刨根问底地问。
再次得到肯定回答后，叶飞说：“我接受命令。”
“炮击金门”这一重大决策是在1958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在此之前，美国的“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有美国这一后台的怂恿与指使，台湾不断增兵金门，袭击骚扰我沿海地区。当时中东的突发事件，使中东形势骤然紧张。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台湾的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与袭击准备。针对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台湾的猖狂活动小示惩罚，这就是炮轰金门决策的由来。
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他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叶飞的汇报刚完，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使叶飞为难了，他说：“那是打得到的呀。”
沉默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
在毛泽东停止问话，作进一步思考时，林彪察言观色琢磨出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建议：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叶飞回忆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而是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这样毛泽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进展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当时，参与并了解炮击这一机密的范围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层，知悉的人极少。既然如此，《南洋商报》又从何处早得这一“天机”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刚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等候的轿车。中年人在广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飞北京。这位神秘的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陆，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几家香港报纸的主笔，他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到大陆的人。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所往来，所以曹聚仁回大陆的行踪自然让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倍加关注。
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着港澳地区的各大报纸。为此，曹聚仁行前特别对友人解释说：“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他还强调说，“寄语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但是，说者自说，听者自听。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
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一政治召唤是巧合呢，还是有其他意义？这难免令人猜疑。
曹聚仁到大陆两周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邀请他参加。宴会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还有张治中、陈毅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
宴会结束后，一行人还泛舟昆明湖。此时，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一事，向周恩来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
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赞同。
这时，邵力子双目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点点头，他们的心情彼此相通。旁边的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
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于1958年8月14日《南洋商报》第三版。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9月8日刊发了曹聚仁写的更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达了周总理的国共和谈思想。
文中说：“由于国共间的政治矛盾，增加了华侨中的精神负累，这一矛盾能解消，当然是国人之福。”曹聚仁还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
“叫他不妨再自由些”
自1956年首访北京后，曹聚仁终于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此后几年间，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北京，他除了遍访各界知名人士外，接触最多的就是邵力子、陈毅等中央的高层人物，尤其是在这期间，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毛泽东首次接见曹聚仁是1956年10月3日下午，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大会，唯独毛泽东没有出席，因为此时他正在等候曹聚仁。那一次会面，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说：“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曹聚仁直言不讳地陈述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曹聚仁告诉他的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毛泽东又问起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曹聚仁曾在蒋经国主办的《正气日报》任总编）。谈到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曹聚仁说毛泽东的功业“可与成吉思汗相比”。
毛泽东谦虚地回答：“那只是做诗而已。”
一年后，曹聚仁重提此事时，具体指出毛泽东超过成吉思汗的例证就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
海外有人认为曹聚仁的这番话并非仅是对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曹向海峡彼岸放出合作的试探性“气球”。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曹聚仁是1958年。那次会面，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聚仁书生本色，对一旁的江青并不十分了解。在餐桌上，他当着江青的面，谈起了三十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这让江青很不自在。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毛泽东的座上宾，从中央的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于是抢先把这消息传了出去，在《南洋商报》上发表。据说有关部门曾因泄密事件对曹聚仁进行了批评。
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招待的贵宾，但究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事并非平常。这是其一。炮击金门筹划之初，毛主席几番垂询叶飞“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于是林彪建议，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之说虽未被采用，但毛主席的确考虑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其二。金门的炮战“属于惩罚性质”，旨在促进“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炮击不久，就进入以政治、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那么炮击前先行示警，避免伤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此其三。
有以上三点，不难推出曹聚仁何以能早得“天机”并敢于泄密的原因了。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郭宗羲何许人也
炮击金门事件，吓坏了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他们一时弄不清北京领导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为这是解放军大举进攻台湾的序幕。美、台方面匆匆进行抵御的准备。蒋经国亲往前线鼓舞士气，美国人也立刻向台湾提供几种新式装备：从地中海运来美国海军的“浮动船坞”，可以使补给艇在卸货时，不致被炮火击中；还提供给金门守军口径八寸的榴弹炮，这种巨型榴弹炮口径大、射程远、能发射原子弹；美国空军还提供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可见美、台方面真的害怕了。
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我军如果发动登陆作战，金门便唾手可得。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罚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
文告声明：“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能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的这一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10月5日，《南洋商报》上就发表了这一专讯。专讯发表时署名：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这又是惊人之举。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终于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薜残白先生。薛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工作已60年余年，他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道得很多。
50年代，薜老先生是《南洋商报》中文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名作家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
薛先生肯定地说：“能得到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
薛先生回答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这个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薛老先生建议：“还是找香港的这位郭先生问一问吧，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了。一问之下，真相大白。
那则消息确实是曹聚仁从北京传到香港的。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平时不写新闻。记得当时的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的。”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起的。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郭旭还说：“据我推测，毛、周为什么肯将这么机密的消息告诉无党无派的曹聚仁呢？这恐怕是中共方面有意让曹聚仁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出一把力，以促成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
毛泽东冷落曹聚仁——那是给蒋介石看的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蒋介石看的。
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新加坡的《南洋商报》说：“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此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
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可以到，毛泽东称赞曹聚仁有“新闻观点”，并说“早一天露出上，那也没有什么要紧”。这样看到，有关金门炮战的消息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虽然当年掺杂着复杂的政治策略、恩怨纠葛、事事玄机已经无法深探，但岁月悠悠，回想起当年的旧事仍令今天我们遐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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