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至7日，彭博创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在新加坡举行。6日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邀出席该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随后进行的“对话基辛格：全球格局——回顾过去50年、展望未来50年”环节中，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时长为17分钟的简短对话，下面是对话内容。
米思伟：基辛格博士，谢谢您来这里参加此次对话。我刚刚查阅了一下历史数据。197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5%，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提升到了20%。另外，1971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不到1%。那时您曾亲赴北京，去与您所称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adversary）打交道。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当时去北京都做了什么？您当时所做的事情对今天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当时全世界都是冷战的战场，整个地球都被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敌意笼罩着。我们要从冷战的大背景去看当时的大多数问题。我们当时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部分也是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当时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可以为冷战引入新的影响因素，甚至可能改变整个冷战的发展方向。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可他们却对我们十分了解。当时与我会谈的中方人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每一本书。
米思伟：您当时认为中国人有与我们达成交易的意愿吗？您当时对达成交易有把握吗？
基辛格：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强烈的要达成某种交易的想法。我们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找到两国利益的结合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改变冷战的格局。我去北京并不是为了达成某个具体的协议，我的任务是代表尼克松总统向中方发出邀请。我们互相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所以当美苏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时，当这种紧张状况超出美苏两国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时，中国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这对苏联的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最后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思伟：当我们看今天的美中共同框架的时候，您认为是否也存在某个国家具有当年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战略对手”的特质呢？
基辛格：当年美中之间的谈判是从对手的角色开始的，一步一步两国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当年是完全相反的。如今，我们两国仍然处于与当年同样的世界秩序之中，不过今天世界秩序的演化速度是当年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正如你刚才提到的，1971年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是个很小的角色，可几十年来这个国家所积累的发展动力和国家实力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商业平衡。
米思伟：所以您认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当下的紧张局面。
基辛格：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新的玩家，这个国家已经有能力与美国在诸多领域进行竞争，所以我们难免会在全球各地“踩到对方的脚趾”。在面对问题时，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在维护两国合作关系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米思伟：为了维护两国间的伙伴关系，是否存在一个框架呢？
基辛格：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在确定谈判目标之前，各自都应向对方清楚说明自己必须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无法做出怎样的妥协，两国应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细节之中，做到这几点是很有必要的。
米思伟：两国之间有什么共同目标吗？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和我们在看问题时存在哲学层面的差异，这是怎样一种差异呢？是否还可以谈谈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呢？
基辛格：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是美中两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我认为，如果世界秩序持续被美中冲突所笼罩，那么这种冲突迟早会走向失控。这也是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教训。两国之间出现一些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不过两国都应该意识到，冲突的爆发将彻底摧毁人们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我相信两国都能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对此是非常乐观的。
米思伟：解决方案是否包括某种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会使美中双边关系获得改善吗？
基辛格：说起结构性变化，我想到了当代的技术进步。我认为两国间的对话机制是存在的，两国间在经贸问题上出现分歧不应成为对其他领域造成影响的“判例”（test case）。两国都应意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new international order）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要比两国日常遇到的贸易摩擦重要得多。
米思伟：您认为中国人是否理解您在一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世界秩序呢？也就是，在这个世界运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势力平衡。
基辛格：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未经验过与另一个国家处于势力平衡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在本地区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他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有了一个实力上能与其平衡的国家，这种意识上的转变不应是被迫的，但他们需要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我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应该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米思伟：具体在美国方面来说，您认为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
基辛格：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得出结论，并非每一场危机都是由于某一方的“恶意”（ill will）所引发。另外，美国还应该意识到，“教育别人”（educating people）与“学会与人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m）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并非每一种分歧都是由于缺乏互相了解造成的。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新的世界秩序未必令我们感到熟悉。不过，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所以对此我是乐观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米思伟：您原来曾提到，在19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当时在英国有很多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很不愿看到德国的崛起。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是否也存在一大群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呢？
基辛格：是的，在美国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群人。19世界末，当时没有人知道现代科技对战争的影响力。如果当时人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以1918年的结局收场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欧洲领导人会愿意在1914年8月加入那场战争。而现在，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关于当今的武器技术，我们不能完全确保某一种武器一定能准确理解自己被赋予的攻击使命。所以军事冲突必将带来混乱，即便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当两国领导人思考如何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会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必须共同去努力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项。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曾指出，“总有一天，和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种世界性的和平要么是通过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实现的，要么是通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实现的”。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足够的意愿避免爆发这种毁灭性的战争。
米思伟：您的这番话给了我们简短的对话环节一个非常乐观的结尾。
基辛格：这事关我们应如何行动，并非是我在预言什么。
米思伟：这取决于是什么人在采取行动。
基辛格：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这段人类历史的。美中两国必须明白，双方各自都做出某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必须了解对方是如何看待当下的世界局势和未来的变化趋势的。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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