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一次圆桌会议讨论中国的公共外交与国际形象时，我坐在后排，本来不想发言，但还是被要求“代表老外”说一句。
中国人不怕老外，只是怕老外说中文。由于使用的中文单词有限，老外的中文比较简单、直接，发音也不标准，在公开场合说话时，缺乏中国人的含蓄，比较随意，想什么就说什么，很容易犯“政治错误”。我也不例外。
我没有提前准备好，但作为媒体人，还是简短地分享了我对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环球时报》如何伤害国家形象的看法。
我说：“《环球时报》是中国公共外交最大的敌人之一，中国不再需要《环球时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说完，我感觉我就完蛋了，后悔莫及，很容易被看成“挑战”在中国这么有名气的报纸。一些学者已经举手准备反驳我的看法，一些学者默默地笑着。幸亏，时间到了，会议结束。
我当天那样说的原因是，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很不一样，《环球时报》也应该与时俱进。中国过去受到西方近100年的欺辱，当时中国是受害者，但现在中国是胜利者，中国的媒体也应该反映这一点，引导老百姓从自卑心态转移到自豪心态。
以前中国需要《环球时报》来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维系国家团结。当时中国有这个需求。但是现在那个需求终结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名副其实的亚洲领头羊，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并且已经进入了“G2时代”，老百姓也更开放了。
《环球时报》以前在中国脆弱时，为维系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中国的自身力量和它在世界的地位改变了，《环球时报》也要改变。这对世界也好，因为世界需要的是自信的中国，而非脆弱的中国。
特别是，在各个国家都认识到推广公共外交重要性的今天，《环球时报》在中国内外的作用都很重要。在国内，它有广大的读者群，有大量“忠诚”的大众支持者，有话语权，在外国，很多观察者也关注它。
其实，现在懂中文的外国人非常多，外国人往往“瞄准”《环球时报》，把它看成中国执政党的“内心表达”——这是《环球时报》处于《人民日报》旗下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很自然，在老外群体里，最有名的中国报纸就是《环球时报》。国外的“中国通”经常看《环球时报》，试图以此透视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新浪开通微博时也写道，《环球时报》“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问题是，我觉得，大部分看了《环球时报》的外国人，都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这值得思考，因为这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内外关注度如此之高的《环球时报》应当“管理”好自己的声誉与公信力。这才是爱国。
《环球时报》也应该通过它自身的力量来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可，发挥中国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国际形象。这样它才能发挥胡锡进在微博上公开阐述的那种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
然而，事实上，《环球时报》却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似乎被外部世界围攻的、处于困境的国家。《环球时报》里的中国是一个很孤独的国家，它没有很多朋友，它的善意往往被误解，它一直辛苦地奋力寻求“出路”，但“美国”、“西方”、“反华势力”、“外国媒体”不给它轻松的空间。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环球时报》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渲染”。按照它的报道，中国的负面事件往往被“美媒渲染”，“英媒渲染”，“达赖渲染”，“美国政府渲染”，“蒙媒体渲染”，“美专家又渲染”，“末代港督渲染”，“西方媒体渲染”，“日本报告渲染”，“韩媒渲染”。西方媒体经常渲染“中国威胁”，甚至台湾渲染炒作“大陆威胁”。《环球时报》有一次刊登了题为“西方掀反华舆论狂潮，我们需要擦亮眼睛”的文章。
结果，《环球时报》创造的世界是充满诡计、危险的世界。看了《环球时报》的读者可能会形成“围城心态”，对外部保持防范心理。从心理学角度看，像这样经常“被误解”的人士气低落，缺乏自信，反复受这样的“误解”熏陶的人，会逐渐产生对外部世界的防范与对抗心理。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不要渲染地过分，因为这对中国其实没有起到预期作用，反而使得中国真被视为西方的威胁。同时，我认为《环球时报》往往瞄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和视差，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主要参与者，不是旁观者（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大胆步伐也是一个例子）。《环球时报》应该符合于自己的名字，通过它的报道来帮助中国人开阔对世界的视野，成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友好桥梁，特别是在中国非常需要提高软实力来改善国际形象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过，近日《环球时报》刊登“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一文，听起来像是文革时代的口号。我认为考虑到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非常不适合现代中国。外国人看了这样的《环球时报》也很不舒服，这篇文章已经引起一些国外中国分析者的讨论，这值得思考。《环球时报》要帮助中国人跟世界打交道，进行交流，而不是敌对。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新浪开通微博时说，该报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问题是，《环球时报》展现的中国，外国人看起来有一点可怕。有人说《环球时报》非常聪明，因为在中国国情下，它选择了最安全的市场战略，就是戴爱国主义帽子。在中国与西方在发展模式、价值观等方面交锋的今天，戴爱国主义帽子，加一点“愤青”色彩，这样的组合，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增加报纸销售量和广告收入，但它可以问自己，它是真的爱国，还是“爱国商业主义”？在中国突飞猛进发展、变化的今天，她更需要的是冷静思考，排除“愤青”水分的理性分析。在媒体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选择走这一条路不容易，但目前为止《环球时报》是走了最容易的路。在我看来，这是问题。
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走在不断更新、改善的路上。也许《环球时报》不应该例外，它也要与时俱进。
本文作者李成贤为韩国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资深媒体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