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媒体一片“不听谣、不传谣、不信谣”的舆论声中，《南方都市报》这篇题为《谣言止于信息公开》的评论，使用非常辛辣的言论挑战北京的“传谣论”。
文章说：“正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的产生，本质上还是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不够开放。”
“应该说，在这次的谣言中，更多的像是一次‘政治八卦’的传播。就算产生了官方所说的‘恶劣社会影响’，有关方面也应该更进一步地追问，为何在这种谣言的产生的那些时候，没有及时进行辟谣呢？因为既然是谣言，只要拿出一点点的事实、证据，就足以让谣言无处躲藏了。”
“因此，经过这次事件，社会应该有个共识，就是我们不纵容造谣，政府应当及时辟谣。一旦坊间信息出现后，既没人证实，也无人证伪，任由各种说法乃至谣言的发酵、流行，人们就会倾向于相信。”
文章指出：“因此这个时候，政府自身应该做更多的检讨，而非拿网站开刀，乃至对公众进行言论权力上的限制。要明白，在面对谣言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压制谣言，因为谣言之所以成为谣言，正是因为它的不可抑制性，因为它最主要的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而不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播，就算抑制了其通过网络、电话等传播之后，总不能让所有人都禁言吧。”
附录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
上一周对于有微博的人，估计那几天会感到憋屈。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于3月31日上午8时至4月3日上午8时，暂停微博客评论功能。原因是近期“微博客评论跟帖中出现较多谣言等违法有害信息”。双方公告均称，清理后系统将再开放评论功能。
此前，3月30日新华社消息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期，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少数网站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疏于管理，致使网上谣言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成有关地方网络管理部门进行严肃查处。新浪和腾讯微博客网站虽不在此名单内，但也被严肃批评，做了相应惩处。由此，谣言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忧虑与困惑生成谣言
尽管人们都知道谣言的危害，承认谣言可怕可恨，但往往对于谣言背后的问题浅尝辄止。其实，仅仅做这种道德式的谴责或者法律上的惩处，而没有去认真地分析谣言产生的机制与社会背景，是难以有效地遏制谣言的盛行的。
事实上，我们每天几乎都能遭遇它，哪怕对于谣言深恶痛绝的人，也有可能成为谣言的传播一分子，正如《谣言的内幕》作者罗斯诺认为，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臆测的公众信息”，“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这就很好地表达出了谣言的生成机制———人们的忧虑与困惑。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们，特别在重大社会事件中，我们早已领教过谣言的威力，比如2010日本地震后关于核辐射，谣言四起，从而引发抢购食盐风波，更早一些的是2003年SA R S病毒流行的板蓝根白醋遭疯抢。但最后都在信息实时与最大化的传播中得到了平息。这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列出了谣言的一个谣言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四起的谣言之所以遭受“愈辟愈模糊”命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模糊性”在作怪。而模糊性的始作俑者，莫过于来自当事方对事实真相的有意遮蔽甚至是扭曲。
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但这放到现在社会，已经不能使用了，也已经不能生效了。第一，在认知上，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很强的时刻。第二，除了普罗大众，随着专业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知识精英也往往只能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智者，这种知识的片面性，让谣言有了很多的生成空间。第三，无论社会有多么开放、信息有多么公开，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因此，所有人都可能相信那些听起来似乎合理的谣言，包括所谓“智者”。
更何况 ，在被遮蔽之后的信息，无限的模糊，因此在信息不透明不公开的时候，谁都只能依赖那些只言片语来解决自己的信息饥饿症。正如“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的产生，本质上还是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不够开放。可能这种信息的遮蔽与封锁，是出于好意，为了不让社会不稳不让人心惶惶，但结果却容易截然相反，因为信息被遮蔽了，人们愈加好奇事件的真相与内幕，因此各种道听途说便有了广泛市场。法学学者卡普费雷就说：“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一直以来，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政府的做法不够妥善，特别是在处理公共危机的时候，不仅在时间点上掌握得不够火候，而且在信息点上也遮遮掩掩，一边试图垄断真相，一边又责怪民众不明真相，或者常常是自己掌自己嘴巴，前面刚刚辟谣，马上就被证实是事实，或者有事干脆睁眼说瞎话。一再如此，必然折损政府公信力，愈加让民众有“官方辟谣了，看来是真的”心理，在信息特别面对谣言信息的处理上，官方表现是“老不行”、让老百姓“老败兴”，老百姓一次次看到你老不行，他也只好“老不信”了，相反，每每有谣言就“老百信”了。
另外，谣言除了蛊惑人心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社会功能，比如让人满足宣泄情感、满足信息渴望，或者成为娱乐等等。应该说，在这次的谣言中，更多的像是一次“政治八卦”的传播。就算产生了官方所说的“恶劣社会影响”，有关方面也应该更进一步地追问，为何在这种谣言的产生的那些时候，没有及时进行辟谣呢？因为既然是谣言，只要拿出一点点的事实、证据，就足以让谣言无处躲藏了。
因此，经过这次事件，社会应该有个共识，就是我们不纵容造谣，政府应当及时辟谣。一旦坊间信息出现后，既没人证实，也无人证伪，任由各种说法乃至谣言的发酵、流行，人们就会倾向于相信。因此这个时候，政府自身应该做更多的检讨，而非拿网站开刀，乃至对公众进行言论权力上的限制。要明白，在面对谣言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压制谣言，因为谣言之所以成为谣言，正是因为它的不可抑制性，因为它最主要的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而不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口传媒介的方式进行传播，就算抑制了其通过网络、电话等传播之后，总不能让所有人都禁言吧。
言论开放是谣言天敌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透明。
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中认为，谣言通过两个部分重叠的过程进行传播：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社会流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信和所为。如果我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我们也就很容易相信那则谣言。我们接受他人信念，是因为自己对此缺乏相关信息。特别是当我们对某则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我们就更容易相信它。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社会流瀑现象就会发生。群体极化效应指当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比交谈之前的想法更极端。试想，如果一群人倾向于相信一则有关某种重大变动的谣言的时候，这些人很可能在相互交谈之后更加坚信这则谣言，他们还有可能从半信半疑变成对这则谣言的坚信者。
社会流瀑和群体极化效应都会导致人们相信虚假信息。那么，我们如何将人们接受错误信息的风险降低呢？桑斯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认为，最显而易见、最标准的答案是：设立言论自由的机制，把人们置于均衡的信息中，让人们接收到知情者发布的更正信息。任何规范言论的行为都会产生寒蝉效应，让人们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被迫噤声。妨碍言论充分空间所引发的寒蝉效应有可能妨碍真相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越少，促进真相传播的效果越好。
卡普费雷还揭示了谣言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认为它是一种“反权力”。因为谣言热衷于揭露秘密，提供假设，逼迫上位者开口说话，做出解释。并对手握信息发布权的机构和权威提出挑战，不断对它们做出质疑，使得公众对从未怀疑的某个事实提出问题，最终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谣言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事和某些隐藏的真相，从而增加政权的透明度，并孕育了反权力。谣言起到了一种干扰作用，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不能因此患上了社会洁癖，在严厉的措施下，让社会产生了寒蝉效应，这与那些谣言比起来，似乎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谣言其实是一面社会的镜子，越是开放透明的社会，谣言越少，反之，谣言就会越多，因此，要对谣言进行整理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信息公开、做到政府政务透明，从根本进行根治，而非仅仅限于在限制和整顿某些平台的治标行为。开放透明是谣言的天敌。因此，转变执政施政方式，构建透明公开的政府体系，建构及时有效的信息应对模式，这才是减少谣言的最佳方式，会让谣言没有了滋生与生长的土壤，也没有传播与强化的媒介，自然，也就没有恶劣的社会影响了。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实习生史林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