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重的不公面前，高考的主角考生却“被沉默”，似乎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随之而来的，还伴有愈演愈烈的高考移民以及伴生的各种问题。
歧视：不同省份相差100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地方保护、户籍歧视是录取名额失衡的“幕后黑手”，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是大学招生公平合理纠偏的解决之道。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中得出的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以北京大学为例，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
“北大的招生方案还不是最糟糕的，和复旦、浙大、南京大学等京外高校相比，可以算是相对最不歧视的‘楷模'”。张千帆在其课题报告中总结说。
以2009年的招生为例，复旦在上海市投放的招生指标高达每万名考生117.1名，在浙江则是5.2名，在北京4.2名，全国平均2.2名。而在山东、山西、广东、内蒙古等10个省区投放的招生指标都在1名以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张千帆指出，地域录取失衡背后有地方保护和户籍歧视的原因，“学校与地方政府联系很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招生也更加偏重本地生源。”
他还透露，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与户籍捆绑在一起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制一直没有放开，成为教育改革中的“拦路虎”。
“地域歧视带来的后果是欠发达地区录取比例与发达地区相差很大，赿是资源不足的歧视程度越大”张千帆表示，这也是农村考生在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的比例连年下滑的重要原因，“寒门难出贵子，靠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进行拼爹时代。”此外，由于地域歧视，高考移民的现象也愈发严重，为了子女教育，许多家长都向北上广迁徙。
与此同时，张千帆也注意到部分省份到教育资源发达地区争夺指标的现象，“录取指标分配任意，催生腐败，或许背后存在交易，特别是发达省份可能达成协议互相交换名额。”他说，这也是对不发达地区变相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平衡。
压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
近年来，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呈下降趋势，更有许多学生选择“逃离高考去留洋”。而录取比例却将从2008年的57%，提高到2012年的75%以上，可是学生却反而感觉“鸭梨山大”。
张千帆认为，由此可见，人们已经不是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大学。在就业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希望上的大学仍然是数量极有限的那些学校，尤其是39所“985”高校和100多所“211”高校。其中大多数是直属中央、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国立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数量少，招生人数太有限，而且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众多名牌大学集中在京沪等发达地区，有的省市却连一所985高校都没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是高考压力加剧、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纠偏：统一考试平等录取
张千帆指出，中国的招生考试改革必须先从摒除地域歧视开始。对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考试方式和内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和评分必须保持全国统一，对于少数族群聚集地等欠发达地区，大学可以按其全国平均录取比例和当地考生数量，实行同比例录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合理的纠偏行动。“这是大势所趋，不管愿不愿意，也是教育公平的要求。”同时，他也坦承，目前要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录取难度很大，“触动既得利益者太多，改革力度不可能太大。”他补充说，就地高考、按照当地标准考试、录取是教育改革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他说，在大学招生纠偏方面，国家也对少数族群开展了“纠偏行动”，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招生制度首先照顾的恰恰是不该照顾的既得利益者，“应该得到实惠的家庭没有得到照顾，因为没有建立完善的考生资料信息系统，特别是信誉不高的中国，困难更大”。（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