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对邓小平20年前提出的“不争论”的重大质疑，也是对“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重要修正。
这篇署名公方彬的文章写道：“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
文章指出：“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
这篇文章中的一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引发了网民的嘲弄，认为这是北京找借口。
但是，纵观整篇文章，其实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
但是，北京过去20年来在邓小平“不争论”的实用主义做法下，将特定历史时期的“白猫黑猫”论无限扩大，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模式。只要能赚钱（用的是“发展”一词），什么姓社姓资，什么分配不公，都不在话下。
胡锦涛在当选国家主席后，正好遇到SARS潮，胡锦涛提出了和谐发展的论述，这个论述最后也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但是，胡锦涛也是继续秉持了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方针，提倡“一心一意谋发展”，甚至在“不争论”后，又加上了“不折腾”。
公方彬指出，“现实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他说：“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公方彬疾呼：“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结论是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展开理论准备，确立新的“政治观”。问题在于，这样的政治观在网络时代，必将是一场全民的讨论。由于宪法规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邓小平反对的“姓社姓资”的讨论也必将进行。
公方彬的文章提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一次全民的政治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崇高地位。这样的提醒并非是要谴责邓小平当上最高领导就主导“不争论”，而是凸显了中国正在一个向何处的十字路口上。
因此，这篇文章本身，无疑是北京发出了一个重大信号，在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夜，必须进行一次全民的大讨论，以凝聚全民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