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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2月《世界经济导报》首任领导成员摄于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坐像前。主编钦本立（中间）， 副主编李鸿礼（左一）、陆平（左二）、胡塞（右一），经理蒋湘军（右二）。（陆平提供） |
1978年，全国当年通过邮局公开发行的253种报纸中，经济类的全国报纸只有1份。两年后，到1980年年底，邮局发行的382种报纸中，经济类全国报纸已增加到四份：《财贸战线》报（1978年7月由当时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创办，1981年改名《中国财贸报》，1983年在此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市场》报（1979年10月由人民日报社创办）、《经济生活报》（1980年1月由浙江日报社创办，限国内发行）、《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6月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办）。
这四份经济类报纸，一份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创办，两份则由中央或省级新闻单位创办，仅《世界经济导报》是由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创办。本文主要介绍当时这两家学术研究机构如何会创办这份报纸，以及创办这份报纸中的一批老报人当时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又是如何解放思想，在经济报纸的创刊中寻求突破、有所创新。
从《世界经济资料》到《世界经济导报》
还是在1978年的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世界经济科研规划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面对国内对外经贸人才匮乏问题，当时议定要在上海办一报、一院，即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一家教授世界经济的学院。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发展中心，它曾经的繁荣，造就了一批知名的报业和一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在上海办一份世界经济类的报纸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和经济报业发展的深厚环境。
1979年下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承担起创办出版一份报道世界经济的报纸。他们认为，建设现代化强国首先需要了解世界，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加上“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大家对国门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光是研究世界经济的专家、学者急需了解和研究现实的世界经济理论、形势和发展趋向，其他方面的人士也都很想了解国门外面的世界经济究竟如何。同时他们还认为，当时在报道世界经济方面的各种限制框框要比报道国内经济少，因此办份报道世界经济报纸的政治风险也一定会小些。
在筹划办报过程中，有一批上海滩的老报人逐渐聚拢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参与创办这份报纸。这批老报人曾是上海滩的知名新闻记者和编辑，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不是被戴上错误的帽子，就是归入到在新闻界不得重用的名册，他们多数被迫去做工、务农、从教等，留在新闻机构里的则也被边缘化，不能从事自己心仪的新闻事业。1978年，《光明日报》“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以及这年末党的全会上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激起他们重新能够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种渴望。
到1980年初，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办报方案最终形成，设想是：办一张四开八版的半月刊报纸。报名可选用《世界经济报》，《世界经济评论（报）》，《世界经济双周报（刊）》，《世界经济论坛报》，或其他。报纸的任务是要“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介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及经验。交流国内外世界经济研究情况。普及世界经济学科的知识。”读者对象将是“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单位的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涉外经济单位、研究单位的实际工作者，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对世界经济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办报的宗旨是：贯彻“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的原则，研究世界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世界经济学理论，以促进我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更加有效地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申请办报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这一年报刊的出版审查批准权是在省级党委，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还是采用变通的办法，希望申请可以顺利通过。1980年3月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正式提出办报申请报告，申请的要求是将其所内已批准的油印内部资料《世界经济资料》，充实内容，改为四开八版的铅印半月刊《世界经济双周报》，作为报纸公开发行。办报申请报告经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逐级上报，5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批复，同意定期出版《世界经济资料》报。也就前后两个月的时间，报纸出版申请顺利获得了批准。
就在申请报纸出版批准的过程中间，也就是4月21日至28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中间，一张标明4月19日出版，名为《世界经济报》试刊号的报纸送到与会的180多人手上。看到这份试刊报纸，当即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热情支持。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筹备组组长的钱俊瑞马上表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很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由学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北京、上海两地的合作就此一拍即合。
5月底，在确认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同意出版这样一份报纸后，北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郑伟民来到上海，代表会长钱俊瑞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商谈合作办报事情。
6月3日，钱俊瑞给上海夏征农（市委书记）、陈沂（市委宣传部部长）、黄逸峰（上海社科院院长）发去电报称：“中国世经学会拟与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合办的刊物，建议定名《世界经济导报》或《世界经济知识》，因为学会另一机关刊物的名称是《世界经济》（月刊），如双周刊（以后我们意见拟改周刊）也名《世界经济》似感重复，此意请再考虑，并复示。”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向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报告，采纳钱俊瑞的建议，刊物名称由《世界经济资料》改为《世界经济导报》；并报告说：钱俊瑞同志提议，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问题，我们原则上赞同，关于主编人员，出版发行等工作均由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至于出版等有关问题，将由双方具体商订，立文作为根据，以便双方遵守执行。
关于合作办报一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达成协议是：
一、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于1980年6月正式创刊。目前定为双周刊。
二、《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及时、准确地报导和评述世界经济情况和问题，普及世界经济知识，并适当报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和中外经济关系的重大动向。
三、本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工作上遇有特殊困难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应给予支持并协助解决。
四、成立《世界经济导报》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若干人组成，设主任、付（副）主任。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设主编一人主持日常编辑工作。另设付（副）主编若干人。
五、本报实行主编负责制。《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由钦本立同志担任。
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指定专人担任《世界经济导报》付（副）主编，经常驻在北京，负责与主编联系，并在北京组织一部分稿件。
七、本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如有亏损，双方负责。如有盈余，作为《世界经济导报》建设基金。
八、编辑部定期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汇报编辑工作。
九、遇到新情况，双方协商解决。
之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以中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名义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会，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分别上报“关于合办《世界经济导报》的协议”，报请各自主管部门备案。1980年7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复，同意将《世界经济资料》改名为《世界经济导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与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办。
在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寻求突破
要求办报从申请到批准前后只有两个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申请办报报告中并没有申请划拨办报的经费、印报的纸张，以及下达必需的人员编制额度。反而是承诺：印刷、发行等方面的问题自行解决，连新闻纸张当年也没有让国家计划另行拨付。
这是因为，当时一切都是计划管理，加上十年“文革”的损失和破坏，国家百废待兴，政府财政能力极其有限。如按常规把办报相关的经费、纸张、人员编制等都申请下来，这张报纸还不知何时才能出版。
但是，经费、纸张、人员这三大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报纸无从办起。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和参与筹办的老报人集思广益，抓住资金经费这根主线，将其分成印刷、纸张、人员办公费用三部分，想方设法在计划管理的体制中找到合适的突破口，逐项分开解决。
他们找到上海解放日报社，希望在其报社印刷厂赊账排版、印刷，全部费用年底结账。同样找到文汇报，希望先借印报新闻纸30吨，也是年底结账。当时上海两大报社的报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十分支持这份经济报纸在上海创刊，协商都成功了。办报的两大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据说，当时解放日报社的夏其言、文汇报社的刘文华等人在这上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靠信誉抵押，通过赊账的方式，在没有政府财政一分钱直接拨款的情况下，这年《世界经济导报》共出了14期报纸（包括试刊号）。尽管当时报纸发行并不理想，如年底的第13期，印刷厂印了100200份，邮局仅承担发行了22404份。这主要是与当时邮局发行报刊一年只能征订一次，不能破月破季订报有关。但是，编辑部还是依靠这年报纸的发行和广告收入，不光结清了全部的排版、印刷和纸张等开支费用，而且当年账面就结余了13087.77元。老报人用了当时最时髦的新词“我们是万元户”。这年，办报的办公等费用则是由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承担的。
由于第一年办报就实现了盈利，再申请财政拨款已无必要，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办的报纸中，这份报纸可以说是唯一一份没有获得过国家财政拨款创办的报纸。而且在之后的自主经营中，年盈利也是逐年有所增长。
解决人员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只能在人事计划管理的条条框框内寻求合适、有利的政策和规定，采用多种方式设法解决。利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已有编制额度，尽可能商调进编制内的办报人员，但是由于人事管理制度的种种限制和管理框框，商调编制内人员进展一直不顺利。而利用当时研究所可以自主聘请已退休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这一政策，从社会上招聘已退休老报人，则解决了办报人员的来源问题。十多位已从不同单位退休的老报人，通过退休补差工资的办法来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参与报纸的前期筹备工作。按照当年的规定，聘用退休人员的薪金只需补到退休前工资水平即可。当时这些老报人退休工资一般仅100元人民币左右，为原在职时工资的75～80%，应聘后实际每人每月补足金额一般也就十几到三十多元。老报人虽然只能获得微薄的这点补贴，但怀着重回新闻报业的一种激情以及对新闻事业的执著感情，他们无怨无悔。
老报人的激情和探索勇气
当时，参与这份报纸筹备和初期工作的老报人的经历就像一部当时中国的新闻报业史，他们有新闻从业的激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和大后方努力宣扬抗日、维护民族尊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积极传播民主思想，揭露官僚资本真实面目；50年代，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曾尝试突破千报一面，官样八股的办报形式，参与办张“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报纸”。
他们有新闻从业者的强烈责任感。为国强民富，社会发展，追求真理；以多角度眼光，客观公正，寻求事实真相；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时代感，探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政治运动中所遭遇的诬陷和迫害，更增强了他们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信念。
报纸筹创初期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能挤在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资料室。最初的十来位老报人挤占了资料室的半间屋子，他们几人合用一张办公桌，三人合坐一条长板凳。当时研究所资料室是在大楼顶层上的简易房内，冬天寒风、夏天酷暑。老报人为创办这张报纸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近十个月。老报人不讲条件，只求工作，就是真正的新闻工作。由于聘用退休人员审批程序有时要花上几个月，但是，老报人一听说正在上报批准，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上班，不少人往往开始的几个月还拿不到任何补差津贴，甚至连上下班的公交月票都要自己掏钱购买。有的老报人为了与作者联系，甚至自己掏钱买邮票寄信函。尽管这样，老报人寻稿源，找资料，访作者，编信稿，想的就是把过去因政治迫害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都在这时补回来。
从“文革”和多年“左”的枷铐中解放出来的老报人，似乎找回了年轻时追求进步的激情，本着“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宗旨，不断探索在中国办经济报纸的方式和模式。他们逐渐摸索出办好这张经济报纸的重要特色。1980年10月22日，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名义向学会顾问和理事提交的“《导报》汇报”中，就这份报纸的报道方针重新定位为：“针对我国四化建设中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报道外国经济建设的成败经验，介绍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普及世界经济知识，突出知识性（包括学术性）、针对性、战斗性，兼有新闻性、趣味性。”
针对性。报纸以显著的版面位置针对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突出地介绍国外真实情况，并有计划组织许多专题版面，从各个角度提供国外经济建设经验，以资借鉴和吸取教训。
知识性。报纸每期均有一定的篇幅刊登若干知识性文章和资料，帮助读者消化和理解各版的重点文章，增加读者世界经济方面的常识。这对当时世界经济知识还十分匮乏的国内读者来说，这张报纸知识性确实很强。而且这类文章同时还被全国各地报纸，甚至是香港的一些报纸转载。
新闻性。把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通俗化、普及化。抓住新闻性，将枯燥的经济理论文章改编成短小精悍文章，将大量的经济数据绘制成图表，让专业读者在繁忙的时间里能快速了解主要内容，让普通读者尽可能读懂深奥的经济理论和繁杂的统计数据。
趣味性。把报纸的新闻性与期刊的相对稳定性相结合，报纸杂志化、杂志报纸化。在报纸的版式上不断创新，四开小报尝试对开大报的编排方式。专设“副刊”版，在大量经济文章的版面中还有一处刊登闲人趣事的轻松之地。
这份报纸开始就提倡一种简朴的文风。报道力求客观公正，力戒片面性。文字深入浅出，力避八股腔。从试刊号开始，报纸编辑部内部就规定：学者、专家的名字前不加“著名”等帽子，官员只用简单的官衔，名字后面也不加“同志”这一称呼，这些在当时已属全国唯一。
对于报纸的新闻管理体制，老报人更是怀着总结历史经验，本着“在商言商”办经济报纸的精神，探索、尝试新的模式。
探索、尝试报道内容“文责自负”的模式。就是报纸对内容把关，作者对事实负责。老报人在报纸创办一开始就尝试实行主编负责制。对版面内容、文章实行副主编分工负责，主编最后“把关”的管理方式。报纸的两家主办单位从不要求预先审查或过目报纸的主要版面和重要文章。而且当时的上海新闻宣传主管部门也不要求对这份报纸报道内容进行预先了解和审看。不送审，不预审，创办初期就逐渐成为这份报纸经营者和上级管理者间的一种“默契”。
探索、尝试以内容择稿的选稿方式。老报人对于来稿，不看官衔、知名度，就看其内容。只要对社会发展、对四化建设有利的文章尽可能地编辑刊登。他们把这作为选稿、用稿的原则。当时的报刊，对一些不熟悉的作者有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会对作者进行所谓的“政治背景”了解。老报人自身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报纸编辑部从来不对作者进行这方面的了解和调查。如，报纸第4期曾刊登“资本主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一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发稿时，编辑部只是认为这篇来稿思想解放，提出的观点很有针对性，便在学术版作为版面头条，并给予加边框的突出处理，但是对作者情况则一无所知。文章刊出后，作者来信说：“感谢你们对一个无名读者的热情支持。”“我今年刚满十九岁，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二年级学生。我自幼矢志于社会科学，写了几百篇文章。但我听说在报刊上发表有关世界经济文章的都是白发专家，一个乳臭未干者的文章是很难为编辑看得中的。因之，我就没敢写明自己的身份——事实证明你们并不在乎这些。”
报道世界经济应该包括中国经济
创办这份报纸，当时同样得到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上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各研究室专家参与内容策划、提供稿件、翻译资料，到资料室提供场地，以及办公室的人事和后勤支持，都为报纸的创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试刊号4月19日出版，报名为《世界经济报》双周刊，四开八版，报名下标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仅此一家主办单位）。
试刊号的内容完全按照最初“出版计划（草案）”中所设想的，全部报道境外的世界经济。第一版头条文章是“金价狂涨猛跌震动西方世界”，并为此在后面用两个版面配合刊登国际黄金市场问题的专文。其他有“香港经济起飞的奥妙”、“评卡特反通货膨胀计划”、“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困境”、“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介绍“美国经济学的新流派——刺激学派”等。
6月，北京、上海两家研究机构决定合办这份报纸，并将报名正式定为《世界经济导报》后，报纸编辑部一位副主编即请好友书写了这六字报名，这位好友也是大师叫孙璞，即以后在海外声名远扬的木心先生。
创刊号6月21日面市。报名下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编。报纸零售价为六分。
创刊号报纸为8版，其中第一版，刊登美欧经济消息4篇，主要是《美全国经济研究局宣布：美国出现战后第七次经济衰退》《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调整油价》，以及1篇当期报纸文章的提要。第二版刊登许涤新：《美国经济掠影》的整版文章。第三版为“世界经济”，有黄逸峰：《访日漫谈》和《美国经济衰退在深化——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等。第四版为“国际金融”，除刊登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分析外，专辟有“国际金融基本知识”专栏，介绍“国际结算”。第五版为“国际贸易”，有专访、市场信息，还专文介绍“三来一补”等对外经贸小常识；第六版为“学术理论”；第七版为“企业管理”，首篇文章在谈到中小企业时就提出“谈到现代工业生产，人们很容易单纯着眼于大企业，似乎中小企业已是微不足道。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第八版刊登“答读者问”、国际金融行情，以及征订启事等。
这份报纸从试刊号开始就每期刊登近期国际金融市场行情，包括人民币汇率，这在中国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还属首次。那时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属于国家机密，常人查不到，连要了解国外金融市场行情也很难。报纸首次把它公布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并一直坚持，以后还增加国际商品市场行情，这对当时中国开始的对外开放意义重大。同时，报纸还恢复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经济报刊编辑每日“大事记”的这一传统。
试刊号出版后不久，编辑部就收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写来的“读后意见”一信。翰老在信中说：“这样的双周报在上海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里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方。但因‘四人帮’长期压制舆论，所以到现在才能创刊，今后定能畅销。”“但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应包括在内。名为世界经济就不能不把中国包括在内。如果不包括中国则读者的范围必然受到限制。”同时，他对于如何报道中国经济还提出了多条建议。
不过，报纸创刊号仍以报道海外经济为主，仅有少量的中国对外经济信息。主要是两篇文章，分别是钱俊瑞对记者谈“世界经济研究与我国现代化”，以及报纸编辑部记者采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北华的访问记：《港澳人士关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只是从第2期开始，将中国石油开采对外开放合作的报道做了第一版的头条之后，报纸对中国经济报道篇幅才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的报道也逐渐占据了该报第一版的主要位置。
创刊号的这些老报人
《世界经济导报》在其试刊号的编者话中曾提到：“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世界经济的关系正日益密切。”希望通过这张报纸“能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和研究世界经济之窗”。几年之后，报纸明确提出自己是“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经济的窗口”，“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的窗口”。
这一“窗口”创刊时，先后加入并参与工作的老报人有：任嘉尧（61岁）、陈善政（61岁）、陈禾章（65岁）、王祖荣（62岁）、郑永欣（62岁）、李厚成（62岁）、胡塞（56岁）、邵琼（54岁）、朱嘉树（65岁）、孙征羽（64岁）、蒋湘军（69岁）、刘洪尧（65岁）、魏滨（60岁）、钱台生（73岁）、汪飞鹏（61岁）等人。加上在编人员2位，平均年龄62.1岁。到1980年年底，整个报纸编辑部（包括经理部门）已有40人，其中聘用老报人30位，在编人员6位，借用其他人员4位。
参与创刊号出版的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在编人员是钦本立、李鸿礼，他们两位也是老报人，后来分别担任报纸编辑部的主编和常务副主编，筹备和初创时期的工作也是由他们两位筹划、主要运作的。
钦本立，当时62岁，职务是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他曾就读浙江联合高中、重庆朝阳大学政治系，都因为读书期间有严重的“左”倾思想，不能毕业，被肄业。1944年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晚班记者，以后在重庆《商务日报》、上海《文汇报》任经济记者，所报道国民党官僚资本经济的文章内容，曾被1946年11月15日延安《人民日报》和这年出版的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所引用。上海解放时，以地下党员身份参与《申报》接管工作，任《解放日报》经济组组长，其间还出任《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著有《美帝经济侵华史》一书和《粉碎美国武装日本的阴谋》小册子。1953年1月调《人民日报》任财经组组长、国际部美洲组组长。1956年参与《文汇报》回上海复刊工作，出任党组书记、副总编。1957年3月至5月，《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访问苏联期间，作为第一负责人主管报纸的出版。后受党内处分，调华东局任内刊编辑。“文革”中受审靠边。1978年12月，错误处分撤销，调上海社会科学院任党委委员和该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及《社会科学》主编。1991年因“导报”事件等错误，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91年4月15日3时10分因病逝世，享年73岁。
李鸿礼在报纸创办的第二年就因病逝世。他1945年参加党领导的进步新闻事业，历任上海《文汇报》记者和香港《文汇报》驻上海“地下记者”。全国解放时，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处工作，后任职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工人日报社。1958年后蒙冤受屈20年，1979年获得平反，从黑龙江回沪就全身投入到这份报纸的创办工作，终因积劳成疾，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7岁。(2012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