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博客文章] 《环球时报》5月6日发表了该报评论员单仁平的文章，标题是“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这篇文章的核心意见是，茅于轼应该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不应该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作者的意思是我选择了激发社会冲突，做大众政治焦点。我不知道作者从哪儿得到这样的印象——我选择了做大众政治焦点。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挑动两派冲突，更没有力量制止两派冲突。我只是选择了我的发言权。
在单仁平的眼中我成为了“大众政治的焦点”。如果是，这绝非我的选择，而是别人的选择。我对此无能为力。我所有的观点都主张理性思考，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回归和谐。绝没有激发冲突的愿望。激发冲突的不是我，是那些拥毛分子。我对于他们的造谣，污蔑，人身攻击，电话骚扰，上门捣乱，都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规劝他们，这样做有害于他们追求目标的正义性。请问，我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
该文的作者也承认：“中国舆论场上非常缺少政治辩论的文明”。但是缺少辩论文明的不是我，而是拥毛分子。他们习惯于毛泽东时代的开批斗会，搞打砸抢，甚至造谣。他们习惯于无法无天地做事。这是法治社会的敌人，是社会的毒瘤。作者单仁平怎么对此视若无睹？单仁平正确地指出：“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可是又说：我们无法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意思是我也可能是造谣。幸亏当天（5月6日）《环球时报》海外部的记者来我家采访，亲耳听到了骚扰的电话录音。单仁平对我所说的电话骚扰表示怀疑，而对拥毛派的大规模，公开的反法治行为轻描淡写，没有一句重话。这是一个什么立场？
我作为一个学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写的文章都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不会无中生有。我对从事实出发，经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到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反对我的人从来不和我辩论事实和逻辑，只是一味谩骂。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文章完美无缺，论点不够平衡，倚轻倚重，这方面的不足我很希望得到各位学者的批评建议。单仁平认为我的观点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还举了一些例子。本来我想对单仁平所举的例子做一些辩解。但是这样做不见得有什么用场，因为辩论的对方从来不跟我讲理。我讲道理有什么用。
一般认为《环球时报》的文章代表官方的观点。不知道官方对拥毛派的观点如何认识。拥毛派认为改革后是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中国人引导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他们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局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其后果将是什么？想清楚了吗？
单仁平：做大众政治焦点，茅于轼的选择
[环球时报文章]
经济学家茅于轼4月25日在沈阳一个论坛演讲时，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王被组织者强制带离。之后茅于轼称有人在电话上对其骚扰并威胁。5月4日茅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
茅于轼一直是争议度颇高的公众人物。称赞者将其树为偶像，贬斥者甚至认为他缺少基本的经济学造诣。茅最突出的言论是他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以及他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如“钓鱼岛可以不争”、“中国不能造航母”、“廉租房不应有私人厕所”等也都引来剧烈的争议和一些人的反感。
总体而言，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
我们不太了解近日围绕茅于轼风波的细节，从常理来讲，我们反对人身言论攻击，尤其反对针对论敌的各种骚扰和威胁。茅于轼像所有学者一样享有正常发表看法的权利，对他的反对应当是文明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无从确认茅所称受“电话骚扰和威胁”的真实性，以及它们的程度。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茅不是普通学者，或者说他的很多公开言论突破了社会通常理解的学术范畴。他的言论往往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挑战中国主流政治观点。如果换一种表述，他对政治做了些能被社会“看得很清楚”的涉入。他的身份也因此比一般学者复杂得多。
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很固定的圈子。前者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精英人士等。后者是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左派”或“五毛”中的积极分子。这种“泾渭分明”的支持和反对，也验证茅与政治超越普通学者的特殊关系。
不得不说，中国舆论场上非常缺少“政治辩论”的文明，往往争着争着就变成了“斗争”，无论左右都如此。深入、求实的讨论很难展开，互联网文化对喊口号和贴标签形成事实上的鼓励。茅于轼本人其实也有意无意塑造了自己“献身于民主、自由”的形象，并以这种形象的不变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多样的万变。
茅于轼因为自己的“立场”获得支持，包括去年他获得美国人颁发的弗里德曼奖。也因此饱受争议，承受了一些并非他本人独有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电话骚扰和在会场上“被冲撞”，中国舆论场上的很多活跃人士都遭遇过。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艾未未就曾公布多名他反对的人士的电话号码，要求他的支持者打电话“伺候”。
中国需要大众政治文明的不懈建设，事实上，茅的“铁杆”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方面都有“共勉”的空间。大众政治中的对立面声称“势不两立”，实为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的关系。“斗争文明”的进步只能是各派之间大体同步的，这里并不存在只属于某一派的“绝对道德高地”。
茅于轼以他84岁高龄应有的见识和影响，理应做中国社会团结的促进者，避免使自己成为分裂社会的冲突点。这与他持什么样的学术看法无关。这取决于他的胸怀，取决于他如何使用个人影响力的态度。▲(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