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以奉行实用主义著称于世，实用主义在新加坡不仅体现为政府政策和官员的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处世态度。
我们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不是学术上所谓的实用主义哲学，那是一套用玄幻的技术词语堆砌起来的理论体系，而是托克维尔形容美国社会精神时所称的“实用主义文化”，或者波斯纳所谓的“日常实用主义”，表现为讲究实际，实事求是，注重经验和效果，以是否行得通和能否带来福利之增加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
毫无疑问，新加坡政府所痴迷的实用主义风格来自建国之父李光耀本人。李光耀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并终生以此自傲。李光耀2009年接受美国资深媒体人时总结自己的风格说，“我的哲学和理论并不强 。我把事情做好 …我不按照理论做事，我会问：怎样可以使这件事情成功？如果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某种策略可行，那我就会去寻找背后的原理。”他甚至还更赤裸裸地说，“我对哲学没什么兴趣。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
李光耀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使政治领袖遵循常识，不受意识形态和时髦理论束缚。他本人曾举例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二战后几十年时间，众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殖民主义”，“抵制跨国公司剥削”等左翼思潮的影响，认为允许西方大公司进入本国投资和贸易就是丧失自主权，就是允许他们榨取本国的自然资源和盗取人才资源。李光耀则认为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没啥可以被人榨取的，而人才如果没有体现价值的途径就一文不值。他领导下的新加坡一方面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开国门，另一方面对他们小心监管，确保本国利益最大化。
以实用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其中最可值得称道者一是比较容易取得直接的效果和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新加坡发展的故事就是“试了不行就换一个办法”，哪怕是180度大转弯。在1959年和1965年期间，新加坡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奉行保护性的进口替代政策，保护新生工业，以高关税和许可证的方式限制进口货物。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失去马来西亚腹地，意识到自己要在世界市场上生存，吸引贸易和投资，就毅然决然抛弃保护主义，废除关税，进行完全转向，将新加坡发展为一个以自由港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航运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政府治理、城市建设、社会管理诸方面，无不是尝试各种办法，最后总结经验，找出其中最优者贯彻实施到底。
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为意识形态和教条所束缚从而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既然目的是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准，那么什么能挣钱就搞什么，不必为了什么崇高宏大的目标而进行不切实际的建设和牺牲，甚至是所有长远的、“战略性”的规划也是为了更长久更可持续地挣更多的钱。相形之下，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宏伟目标或领导人的浪漫幻想而造成重大灾难，导致生灵涂炭。
然而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应用，虽还没有失去功效，但已经显出疲态，不能充分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随着新加坡社会政经文明程度的提高，实用主义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大。
第一大问题是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没有清晰的价值观，除“惟利是图”发展经济外，不能建立和奉行一套提升整个国家文明境界的价值体系。当然，和一些专制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新加坡政府也不强行灌输什么意识形态，但也不宣扬任何普世价值观念。这样的政府不搞思想洗脑，但除“经济增长”、“稳定”和“秩序”外，政府无法告诉人民所要建设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不去张扬个人自由和鼓励个人的充分自我实现和发展。
当然，李光耀曾经指出，如果条件只能许可人民在面包和自由之间择其一，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面包。如果这个理念放在新加坡初建国时期一些年内还讲的通的话，现在的新加坡社会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个阶段，面包已经不成为问题，人民要求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在实用主义口号下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个人自由。
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第二个问题是公民人文修养始总体上处在邯郸学步状态，终究难以升华。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但在治理和法治方面以西方制度为框架，社会精英沟通所操的语言也是英文，这甚至是给很多新加坡人一个印象是新加坡是个很西化的国家。然而新加坡的“西化”始终体现在工具制度方面，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的“精气神”和“灵魂”方面西化，国民虽然一般彬彬有礼和良善，但个人学识修养也无法西化。换言之，不管如何“西化“，新加坡国民总体上是无法像任何西方国家国民那样能如鱼在水一样地理解和适应真正的西方文化。举个例子，以我个人的观感，就是那些自称很西化的新加坡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应用程度，也远远达不到北京出租司机对中国文化的娴熟程度，如此何言在精神上”西化“？
以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为例。华人国家新加坡采用英文作为第一官方语言和常用语言有着极为务实的考虑。第一，新加坡有多种族，他们所持的共同语言是英文。第二，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充分吸收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而这方面的东西多是以英文为形式表现的。第三，新加坡建国的精英们多数是受英文教育的，而且教育水平相对高，有着自然而言的优越感，觉得说英文好处多。为了将新加坡转变为一个说英文的社会，政府殚精竭虑，以几十年的时间系统地摧毁华文教育体系，使华文成为某些非“高雅“场合才在口头使用的文字。总体上讲，虽然很多新加坡人还能讲华文，但几十年来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和中国文化的修养水平，总体是在下降，很多精英甚至是以不能讲华文为傲。加上对西方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不甚了了，可以说哪一种文明都还不是新加坡社会的”根“。
毫无疑问，这种状况的造成不是新加坡人民的错，他们勤劳、努力、守法、上进，具有极多的优秀品质。平实而论，较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因为社会急剧转型而导致道德沦丧的现代中国社会而言，现在的新加坡社会要远为文明、温情和更有道德，但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新加坡要自我提高，考虑的是自身的下一步方向，也并不必和尚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中国社会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