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祖先们遭遇过什么，我们才不会进退失据。我们和泰国人、菲律宾人还有斯里兰卡人有什么不同？差别在于我们如何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这需要有历史感。”新加坡独立后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这样说过。
历史 独立日是李光耀“最悲伤的一天”
1965年8月9日，李光耀眼含热泪地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但他的眼泪不是因为喜悦和兴奋，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
因为马来人和华人的种族冲突，马来西亚联邦宣布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当时不过66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没有任何自然资源，连水都需要依靠马来西亚的供给。屋漏偏逢连夜雨，很快从新加坡撤走的英国驻军带走了这个小岛上1/6的GDP，酒吧、杂货店、饭店失去了最慷慨的一群顾客。
这个漂在海上的小岛国似乎摇摇欲坠，但依靠李光耀强力的执政方式和卓越的经济眼光，新加坡不仅脱离了困境，还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开放国门，以超低的税率和低廉的劳工成本吸引外来的投资，这是“亚洲四小龙”如出一辙的崛起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美国深陷困境的伟创力将总部搬到了新加坡，顺应了全球制造业迁徙亚洲的浪潮，趁机再次崛起。也是在这里，郭鹤年成就了“亚洲糖王”的美誉，黄廷芳留下了“乌节地王”的传奇。
但李光耀非常担心，外来资本说走就走，就像当年的英国驻军。历史深处的危机感让他决心培养一批新加坡自己的企业。他选择政府作为主体，进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但坚持完全的市场化运营。 他的尝试再次大获成功，比如新加坡最大的地产商凯德集团和历史悠久的吉宝置业，背后控股股东都是淡马锡——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
基因 谨慎与安分来源于历史深处的不安
谨慎，新加坡首富黄廷芳将这个“基因”演绎到了极致。尽管他家产万贯，一生荣光，但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如此低调，是因为害怕自己曝光率太高，有可能被绑匪盯上，这样极端的谨慎在其他富豪身上非常罕见。安分，体现在每一个新加坡国民身上。一位出租车司机与记者聊天时称，自己很听政府的话，政府说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没必要和政府作对，不划算”。
谨慎，还体现在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上。新加坡建设局董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才强向记者透露，新加坡政府在制定一个区域的规划时，总会将很大的一块设为绿地，一方面是为了城市美观和健康，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块政府的“自留地”，有必要的时候是会拿出来开发的。安分，在新加坡地产商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记者在参观远东机构多个SOHO楼盘后发现，跃层只有5平方米，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这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的相关规定。但是，地产商就没想过“变通”一下吗？毕竟跃层仅5平方米的SOHO，投资价值将大打折扣。“我们不会违反政府的规定，不会‘变通’。”一位远东机构的高层告诉记者。
新加坡的谨慎与安分，来源于历史深处的不安。历史上，城市国家的繁荣大多如同流星，50年、100年以后就逐渐衰落了。还不到50岁的新加坡最大的挑战在于，它过去太成功了，以致于自己很难跳出固有的模式。毕竟，和得不到相比，失去才是新加坡人最难以接受的事情。（华西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