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一段经历让我对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大为感激。在这个岛国出差时，我突然生病，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脑膜炎。换成在许多国家，我恐怕早已撒手人寰。但发生了两件奇迹。首先，一位同事突感不祥，于是来到我的酒店房间，发现我渐渐不省人事。然后，这位同事急忙把我送到当地一家医院，新加坡医生以惊人的效率查出症结，采取了大胆的疗法，挽救了我的生命。（实际上，他们是把手头所有种类的抗生素注入了我的心脏，因为他们并没有医治我这种罕见脑膜炎的专门方法。）
在医生们的冒险赌博让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医院工作人员继续以高效、完善的服务帮助我走上漫长的康复之路。几个月之后，我又迎来一次惊喜。我碰巧看见了医院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一些手续文件，发现治疗费用并没有那么高。一位同事后来在纽约愁眉苦脸地评价道：“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医药费肯定比这多出好几倍。”（我反驳道，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我恐怕根本活不下来，因为担心惹上官司的美国医生是不会拿抗生素冒险的。）
这只是碰巧交好运吗？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近来几周我翻阅了一本引人入胜的电子书《价廉质优》(Affordable Excellence)，它介绍了新加坡医疗体系，是我的朋友、美国科学家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写的。这本书让我深信，比起当时，我现在更有理由向新加坡道一声“谢谢”。如果哈兹尔廷是对的，那么新加坡的医疗体系不仅成本低廉，而且在救死扶伤方面十分高效——不论病情危急与否。确实，新加坡医疗体系的巨大成功或许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启示，尤其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奥巴马医改”(Obamacare)的美国。
统计数据十分惊人。目前，医疗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左右，高出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然而，尽管美国医疗在某些细分领域（如癌症治疗）取得了一些卓著的成果，但就婴儿死亡率、成人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健康领域的指标而言，美国尚不如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医疗成本仅相当于GDP的4.6%。而且，虽然新加坡医疗体系以保险计划为基础，但人均保费仅为美国人的2%。即便如此，新加坡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早逝率——对了，还有急救医疗——方面的成就要好得多。
为什么？哈兹尔廷认为，一个原因是新加坡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在数十年前从无到有建立了医疗体系，因此能采取合理、整体的计划，以协调有序的方式关注人民的总体医疗体验。与之相比，美国的医疗机构各自为战、相互竞争，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新加坡社会还认同“有管理的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的理念，这意味着国家有时会干预医疗体系，以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的主要武器还是消费者的压力：医院被强制公布医疗程序的价格和结果，以方便消费者比较。除保险公司外，患者也必须支付一部分治疗费用，这种共同支付模式会刺激患者看紧医疗账单。
如今，规模庞大、支离破碎的美国医疗体系已经无法复制上述的一部分方法。毕竟，美国人大多反感国家过度干预或规划；“社会和谐”不是他们的既定目标。但哈兹尔廷的报告中有一点在目前非常重要：问责。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人能像新加坡人一样轻松自如地比较医疗的价格，医疗费用或许能下降。如果共同支付模式在穷人和富人中普及，医疗费用可能将下降更多。
好消息是，美国正慢慢向这一方向迈进——在奥巴马医改的影响下，医疗界越发支持共同支付模式和价格透明。而坏消息是，恰恰是因为美国医疗体系的支离破碎，这些变革速度缓慢、参差不齐。换言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新加坡的医疗数据仍可能令美国难堪（更不用说一些欧洲国家了）。
这无疑发人深省。在一目了然的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着千千万万个人间故事，其中许多并未像我的经历一样以好运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