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新加坡政府的领导人素以战略眼光享誉国际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公益慈善的深入理解和顶层设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对于本地的非营利组织，政府视其为打造包容社会的共同建设者，而不是对抗力量。对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政府视其为建设全球城市（Global City）、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而不视其为麻烦制造者。经济发展局于2007年设立国际组织计划办公室，为国际性非营利组织落户新加坡提供种种便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各司其职：新加坡有多个政府部门管理（更确切地说是服务于）非营利组织，如：慈善理事会（COC）、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MCYS）、经济发展局（EDB）、社区发展理事会（CDC）、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VPC）等。表面看上去有点复杂，实际上由于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分工，各自的责任十分明确，所以无需争权夺利，而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为建设公民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
降低门槛：在新加坡注册慈善团体的程序公开透明，要求明确，回馈及时，一切手续在网上即可完成。设立慈善团体，并没有注册资金的最低要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慈善是富人专利的固有想法，为全民慈善创造了可能性。
相信市场：新加坡政府充分相信市场选择的力量，因此对于慈善团体的监管，既没有行政开支比例的限制，也没有捐赠支出比例的要求，更没有工作人员的薪酬上限。令中国民政部门头疼不已的管理难题，就这样被新加坡政府化解于无形了。
灵活务实：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不搞一刀切，不给非营利机构增添负担，例如：年审实行分级指导原则，把所有的非营利组织分为慈善团体和公益机构两大类，又按其收入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级，分别执行不同的年审标准，只需在网上申报即可完成。
财务激励：在新加坡，公众向公益机构（IPC）捐款，可按捐赠额的2.5倍实行税前抵扣；任何人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捐赠，政府会根据预先制定的规则，给予接收机构1至3倍的资金配比。其政策导向和激励作用十分明显。
财务支持：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设立4500万新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慈善团体的能力建设；经济发展局在Tangling为国际非营利组织建设办公区，并以极其优惠的价格提供；市区重建局推出社区和体育设施计划，使非营利组织有能力在租金昂贵的黄金地带设办公室……这些优惠措施令来自中国的同行们感到既新鲜又羡慕。
非营利组织的心态与能力
共存共荣：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在新加坡同时并存，互不冲突，相互补充。从古老的宗乡亲会（福建会馆）到现代的社会企业（商联中心），从专业的救助者（曹氏基金会）到新概念的倡导者（亚洲社会创投交易所），从政治人物创办型（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到家族创办型（连氏基金会），从内生外衍型（国际厕所组织）到外来内衍型（世界未来基金会），构成了一幅百花齐放的绚烂图景。
良好心态：在与参访机构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新加坡的非营利组织普遍具有平和、积极的心态，不抱怨政府、不排斥同行、没有唯我独尊的想法，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牢骚和怨气似乎多了些。
专业能力：曹氏基金会的乐龄康复室内，有一幅自行绘制的图解，清晰地告知乐龄人士如何做康复操；商联中心自行开发了一套评估系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测评求职者的伤残程度，以便为其安排适合的工作；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咨询室，有前后门的设计，既保障了咨询者的个人隐私，又保证了社会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反映了新加坡非营利组织的专业能力，而这恰恰是非营利组织的核心价值所在。
人才梯队：经过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包括：社区培训、专业课程、在职进修、跨界研究、访问学者等；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职业背景多元的人才梯队，这其中既有在政府或商界退休的资深人士，也有职业生涯转型的中年人士，还有专业对口的应届毕业生，更有按照市场价格招募的专才。对于人才市场的应聘者，只有专业要求，而无薪资歧视。
信得过与离不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中国一直关注着新加坡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正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首届新加坡-中国社会管理论坛上所说，“（新加坡）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探索了一条植根东方传统文化、充分融合现代文明的社会管理之路，打造了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环境宜居的包容性社会。”
怎样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怎样处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怎样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这些都是社会管理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对此，新加坡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积极探索，并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其成功经验（或称模式），在我看来是六个字：“信得过、离不开”，即：政府把非营利组织视为合作伙伴，目标一致，各尽其责，认为信得过；非营利组织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问题，让政府觉得离不开。
作者陆波 世界未来基金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