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能避免西方政府的一些失误
尚达曼（新加坡副总理）：世界经济面临一个重要关口，因为目前可以看到同时有三个重新平衡在发生：一是地理的重新平衡，即经济活动的重大转移，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向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二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平衡，世界各国都遇到了收入以及财富的不平等在各社会集团和阶层间的扩大；三是代际的重新平衡，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在享受福利、获得机会方面都有强烈诉求。
三个重新平衡是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在西方国家问题尤其突出。西方国家现在面临重大的危机，尤其在政府财政方面，他们的债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占GDP很大比重。我们必须想办法控制这些政府预算，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必须做出选择，就是社会人群哪些获得更少的福利，而哪些人保留自己的福利，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给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的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我们怎样能够管理好这两个人群的利益冲突呢？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又不会重复西方社会的矛盾和错误，不断扩大政府的开支。如果不断扩大政府开支，就把问题抛给了下一届政府。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社会不平等性在加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必须要寻求解决方法，能够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亚洲，解决这些挑战，我们有一些有利的地位。因为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政府预算或者政府借贷方面犯西方政府的错误，我们能够避免西方政府的一些失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更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和新加坡的社会、人民更加乐观，而且他们更加愿意支持政府的政策，为整个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两个社会的重大优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提问（以下简称问）：新兴市场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重视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进行价值观念的调整。在上个世纪末期提出过一个“亚洲模式”概念。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构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能够从新加坡借鉴到什么经验？
尚达曼：新加坡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州工业园区以及天津生态城，这些项目在中国都做得非常成功，相对于中国的很多大项目而言，这些项目本身都非常小，但是他们有一种示范效应，我们可以在一个镇，甚至一个工业园区进行尝试，供中国其他城市借鉴。
新加坡和中国都坚信经济的发展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否则经济的发展就缺乏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关注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在新加坡我们尤其关注向普通人提供高质量住房，我们可以看到公民75%到80%都可以得到政府的住房。不光是给穷人提供住房，我们经过精心设计，在规划中要保证政府计划能够覆盖新加坡80%的公民，就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可以混合居住，不会说各个社区之间都有自己的栏杆和围墙，他们都在自己的社区，都到同样的学校，而且去同样的商店购物。在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如果住在一起就会感觉都是新加坡人，就感觉有共同的新加坡精神，这是我们住房政策的特点，也是我们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石。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保体系。我们的社保体系有一个中央社保金，新加坡人都有自己的社保账户，每个月他们都会从自己的工资当中缴纳社保基金，然后他们的雇主也会缴付社保基金，个人账户的钱终生属于个人。我们用个人社保基金账户使得个人可以为自己的退休做好准备，而且他们还可以其中的一些资金偿付自己的住房贷款，而且还会用其中一部分，比如说用于覆盖自己的医疗费用。我们系统现在还在改进，尤其我们社会当中的穷人还需要社保基金的支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相对西方的做法来说有很多的优势：这样的做法不会造成政府财务破产，而是可持续的，因为每个人都缴付自己的资金，到时候提取自己的账户，不会要求政府不断借款支持这样的社保基金。
当然，中国人口众多，问题会更复杂。新加坡这种理念在中国应用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以适合中国国情。
新加坡已成人民币离岸流动中心
问：在上个世纪新加坡经济起步的时候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发展高技术产业，如今新加坡已经出现一大批国际性大型企业。当前，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正在打造之中，您能从新加坡的发展中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吗？
尚达曼：我不是给大家提供建议，只是介绍新加坡的做法，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相关性。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新加坡都非常重视高增值、高科技的产业，不光是要考虑到社会的阶层，比如说研究工程师、CEO、科学家这些社会高阶层的人或者做很多创新和创造的人。我们说的高科技产业要想奏效，社会各个岗位都必须得到提升，比如工业需要高科技工厂，不能只是研发和管理高科技，而是必须在整个工业链、物流这些都是高科技，他们都要使用更多的信息技术，他们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要保证各个阶层的各个工作都要更高的科技含量，而且使各个岗位都能尽自己的全力，发挥自己的潜力。我们知道每项工作都有自己的技能要求，这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这也就意味着教育非常重要。我们要想进入知识社会或者高科技社会，我们要让所有学生和员工做好准备，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尽管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工程师，但每个岗位无论大小，都要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这是新加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理念。我还想强调一点：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希望能够强调这种技术技能。比如说高中毕业之后，大多数新加坡学生进入高等院校，这个时候可能并不进入普通大学，他们进入的往往是工程技校，他们掌握不同层次的理工科技能。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理工科技能是公司所需要的，一个现代高科技的社会需要不同理工科技能。现在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高等教育，我觉得新加坡需要更多理工科科技类教育，需要掌握特殊技能的人。
问：2010年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1500亿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中国跟巴西签订了1800亿货币互换协议，您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建议，请您预测一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其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尚达曼：要回答你的问题，先要讲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超过很多其他国家，所以很有可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大的经济体，不仅仅是GDP，也包括贸易、投资和各种各样的金融流动。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当中越来越重要。中国如何来放松管制呢？我想中国领导人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方法完全是正确的，首先就是渐渐地放松人民币，而不是一夜之间一蹴而就，以避免一夜之间的放松造成的影响。第二，先放松允许货币的流出，而不是先让货币流入，因为货币流入会对中国经济体系造成很大影响。第三，注重加强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建设，国内金融体系强健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最终人民币可兑换的前提。
最后，在金融工具方面，首先可以放松直接外商投资，然后再放松资本市场，比如说资本的项目，而不是放松银行的贷款。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放松顺序可以非常适用，而且非常好。中国现在非常谨慎，最终人民币将会朝着可自由兑换的方向发展，将会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贸易和投资货币。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新加坡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非常荣幸已经成为人民币离岸流动中心，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币池，如果说有任何的企业想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和结算，我们就是一个离岸中心。我们现在也正在跟中国央行在谈，在这个基础上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人民币的离岸中心，而且满足人民币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需求。
反腐和廉政是公共服务体系支柱
问：新加坡廉洁指数非常高，能否介绍一下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做法？
尚达曼：反腐和廉政，是我们建国之初就非常重视的领域，这是我们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支柱。首先是纪律，我们设置的反贪污监察局是一个独立机构它直接向总理汇报，其他部长和公务员不能干预反腐败局的工作。第二，一旦我们发现任何问题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不管发生问题的人官位多高。我们的调查是非常公正的，而且你一旦犯罪，检察院把你送上法庭，就由法庭裁定。人性都是有缺点，无论级别高低，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所以要建立非常重要的体系，必须有独立的检察和司法体系。
问：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而且把新加坡视为智慧城市典范。您觉得新加坡在用现代科技改造升级城市中遇到过何种挑战，主要经验是什么？
尚达曼：这一点对新加坡非常重要。首先我们是一个高度密集的城市，我们是一个小的岛国，人口非常多，我们就要解决这种拥堵的问题，包括公共交通拥堵的问题，还有私有交通的拥堵问题。第二，在城市当中生活，我们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好，让他们更容易地跟政府沟通，不需要经过繁复的审批程序，一个个地方跑才能拿到审批。现在新加坡老百姓只需要用电脑申请事项就可以了，这样的方法也旨在提高老百姓生活的便利性和生活的质量，所以信息技术对我们新加坡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么小的城市国家解决拥堵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非常方便使用政府的服务。比如说，你要付你的所得税，那你就可以上电脑，所有的缴费记录都会保存，大部分老百姓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或者，你要付政府一些费用，大部分的费用支付都可以通过IT技术来完成，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对于一些老百姓发放一些福利，他们只需要到银行ATM机器刷卡，就可以取现，这些IT技术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利。
显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也让经济效率提高了，这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快乐，更方便。
（本文内容选自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5月31日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员一起举行的题为“全球经济形势：合作促发展”圆桌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