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继续用英语说几句，我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专家，我之前以为我受邀来作一个比较性的分析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新加坡的财政部长跟大家来说几句。现在大家的确对中国都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企业家、政策制定者都受邀来到这个论坛，我们非常希望向他们学习，新加坡也有很多人不断地保持和中国的接触，尤其是商业人士，包括在新加坡有很多学术人员和智库人员也保持了和中国人员的长期接触。
就现在中国面对的局面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来说，现在中国的整个经济环境也是比较温和的环境，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进行了快速的发展，他现在的确需要进行经济的回调步入到正常的发展，现在之所以要进行回调步入正常的发展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并不只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或者包括金融危机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而是中国经济现在有结构性的问题。
在全球领域来讲，在金融危机出现前就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是在世界领域都存在的，而金融危机的出现再次暴露了我们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知道短期有周期性的问题，长期有结构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您可以看到有一系列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政策，比如像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他们的政策是非常关注短期周期性的政策的，而并不是结构性的长期问题的解决，你知道这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本质是结构性的问题，而并不是周期性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依赖货币性的政策，它并不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短期的政策并不是负责任的央行的行为，我们也希望通过好的货币政策促进整个区域的长期发展。实际上如果货币政策太宽松的话，就会带来流动性过分宽裕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在危机过后，的确各家央行还是比较负责任地采取了快速的政策，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的确短期地帮助我们解决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比如在美国内部以及在整个全球领域来讲都出现了过度宽松化而产生的后遗症。 因此，我们现在从货币政策传统上周期的做法，以及传统的周期性的宏观性的校正来朝向一个更长期的解决方案来迈进和转折，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知道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包括在欧洲、在日本、在美国，这是需要我们的政治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资本并不是无限的，尤其是在欧洲，我们叫做联合政府，现在它的政治出现了比以前更加虚弱的中心，因此，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政策资本必须重新聚焦从而推动结构性的改革，这是必要的。
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侧重在短期的解决方案的制定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政治资本已经花在了我们所谓的财政支出之上了，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思考一下如何聚焦在我们长期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需要长期的财政的可信任度，这就可以给我们创造更大的空间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核心，也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尤其在服务市场上这的确需要更好的监管和管理，在日本和欧盟尤其要这样。
谈到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这也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未来欧洲的竞争力当然也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只是简单地总结了一下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也要降低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到底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出现在的阴影，现在市场上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比较热情的、向上的、积极的观点，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复苏之路，这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挑战，这可能是过去50年中最为复杂的挑战，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从现在开始要比30年前更加复杂，而中国是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现在更加复杂的是由于中国变得更“老”，它的劳动力不再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劳动力中的年龄构成也在改变，同时现在中国不平等的情况更加恶化，同时挑战更加的复杂是因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么一个层面，从这里要进一步地发展就需要更加深入的机制改革，需要去改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去改革国企和私企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金融的改革、经济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还有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能够让大家更加平等地获得基础的公共服务，包括城市、包括农村，包括城市内的各个地方，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各个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基础公共服务。还有教育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
所有的这些加总起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这也是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看一看美国是怎么样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呢？从它们脱离了英国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化过程，美国的市场化改革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的，要成功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快速地老龄化了，同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十年以后再来进行社会改革，而是中国在这十年里就要进行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公平要同时、同步地进行，这个挑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十年以后再来进行社会改革，而是中国在这十年里就要进行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公平要同时、同步地进行，这个挑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乐观呢？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对于中国的领导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不了解，也并不是他们没有谈到，中国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些问题的性质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在短期经历这个比较慢的增长所带来的阵痛，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这对于很多的社会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决定用短痛来换取长期的、更多的利益。
考虑到我们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挑战性也许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同时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非常大的成功可能性。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地开放，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中国和全球都会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相互获益。
非常感谢。
